苏《文学报》承认：私有者的贪图心理在苏到处作祟

一女教师为争夺家产控告父亲，党的组织和领导对她根本没有进行教育，反而支持她向法院提出请求
【本刊讯】苏联《文学报》五月十八日发表叶卡捷琳娜·洛帕季娜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祖母房屋的争吵》，摘要如下：
有个老祖母，其实在从前，在一九一九年她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寡妇，家里有一群年龄很小的孩子。寡妇在自己家里和给别人家不停地干活，在破产和饥饿中度过了难熬的岁月，终于把三个女儿和四个儿子抚养大了。
当小鸟各自飞到自己巢穴的时候，老祖母仍旧留在自己的厢房里
——她自己占了一个小的房间，把大房间租给了房客们，因为孩子们很少帮忙。在她年迈患病的时候，她就搬到了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女婿的家里。
女婿过去是红色游击队员、冶金厂的老工人，现在是残废工人。他是个品格高尚的人：他总是想把一些所喜爱的东西给岳母，时常黑天半夜地请医生和跑药店。
为了对女婿和女儿亚力山德拉的关怀表示一点感谢，她决定让他们继承她唯一的财产——这间厢房。
一切问题就出在这里……
一些人说，老祖母的长子安德烈对她嚷叫，砸碎了妹夫的窗户，差点没有用武器来威胁，要求把“遗产”转给他这位长子，或者交给他的孩子。另一些人则断言，刚刚出嫁而又没有住宅的安德烈的女儿纳金卡请求祖母和姑姑把这间厢房送给她，她保证照管他们“一直到死为止”。
不管怎样，一张新的财产赠与证书问世了，根据这一证书，那幢惹祸的厢房被转给了孙女纳金卡。这样，祖母就完全失去了安宁。
可爱的纳金卡成了“房主”之后，便以主妇自居，不单单把祖母看管起来，而且不许她迈出门坎。几乎每天都同姑母亚力山德拉和父亲的其他姊妹们吵架，喊叫声全街都能听见，事情闹到了法院，闹到了民警局。
本来就很少跨进妈妈门槛的儿子和儿媳妇们，现在几乎完全断绝了来往——看来，他们不愿突然招致不愉快的事情。兄弟们篱笆挨着篱笆地住着，公共的篱笆门却给堵塞了，见面时，身子一扭好象不认识似的。甚至孙子们彼此之间也争斗不休，象狼一样你瞧着我，我瞧着你。
我看着他们那固执而又凶狠的脸，听着他们怎样互相辱骂，在眼前出现了一幅“家庭算账”的景象。
无论是在那里，还是在这里，都是一个私有者的贪图心理在作祟。
我到过塔干洛格市检察院和法院。我看到了大量的污七八糟的琐碎的家庭吵架和纠纷，这些案件刚露头的时候，周围的人和舆论对这些现象没有加以制止，结果弄到法院和检察院去，让它们去管。有兄弟和姐妹之间争分父亲财产的讼事！有子女为遗产而起诉父母的案件！还有父母为追索接济而起诉子女的案件！
事情都到了荒谬可笑和毫无道理的地步：一家人不能自己分配用来堆劈柴垛的四平方米地方，没有法院帮忙就不能把围墙往左或往右挪动十厘米，不经过法律干涉就不能解决把垃圾箱放在公共地段上的什么地方。
有亲属的感情、家庭的依恋、童年的柔情的回忆吗？通通是空的，通通都被丢到一边去了！妈妈已经不是妈妈，成了“民事原告”，弟兄已经不是弟兄，成了“共有主”，姐妹也不是姐妹，成了“民事被告”。
在塔干洛格的一个区法院里，连一些饱经世故的审判员也甚至惊讶地给我讲述了一位女教师（女教师！）普罗襄基娜的事情，她控告生身的父亲未曾同自己的妻子、她的母亲举行“合法”的婚礼。她为的是什么呢？为了成为从前写在现已去世的母亲名下的房子的唯一继承人。七十三岁的老头子只好从顿河跑到勃梁希纳去寻找他在一九一五年举行婚礼时的证人，到档案室去查找有关的教堂证明书。
这桩不成体统的案件差不多拖延了两年。究竟怎样呢？周围的人——一道工作的同志、邻居、普罗襄基娜所请求的那些机关的领导人都是怎样对待这件事呢？他们是否批评她而使她感到惭愧呢？是否曾经对她说：她的行为是不光彩的，不很符合教师、青年人的指导者的身份的？
根本没有！管理处、党的组织、普罗襄基娜所在的第四中学和第十六中学的地方委员会，都向法院提出过请求，要求把好房间给普罗襄基娜和她的女儿，理由是：要知道，前者需要好房间是“为了卓有成效地工作”，后者是为了“完成课外作业和健康”。而上了年纪的父亲和祖父呢，原来已经没有任何需要了，让他住到任何一个黑暗角落里或者小厨房间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