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见闻

【本刊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印发的《中国通讯》第二十九期（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日出版）刊登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正在发生着许多好事情。由于越南问题的急迫性，在我写的通讯里，这些好事情都被挤掉了。明天，我就要飞往河内，参加一个工会会议。我知道，我回来时又要写有关越南的问题，所以，我急急忙忙地在出发以前写好一期完全关于中国的通讯。因为，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上，中国的力量和生活方式鼓舞着占人类一半以上、长期被压迫的人民站起来。
当来自某些方面的、对中国的诽谤在全世界流传的时候，成千的人与中国接触之后，从中国得到了力量和活力，并被它的生活方式所影响。
我想起了一个美国战俘詹姆斯·维纳瑞斯。他是在朝鲜被俘的，现在济南的一家造纸厂工作。造纸厂把他派到北京的一所大学学习。他告诉我，他之所以愿意留在中国是因为俘虏他的中国志愿军是他平生第一次见到的“行为正直，待我公平，象是真心关怀我的人。在美国，我常常梦想这样的人，但是从来没有遇见过”。
“是否我被洗过脑筋了？当然洗过了。我的脑筋现在还没有洗够。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长大的人，必须洗一辈子脑筋，美国人民所受的欺骗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深。我受了更多的教育以后，我希望回到那个造纸厂，我要接近中国的劳动人民。我年轻的时候，住在匹兹堡附近，学到的是尊敬上帝，但是它高高在上。现在我认为上帝就是劳动人民，我要跟他们在一起，他们不会使人失望”。
法国的经济学家彼特尔汉姆教授访华回国后，在巴黎做了一次讲演，他不仅强调中国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指出，中国正在使每个人觉悟到他个人的活动是集体的创造性事业的一部分。他说，这就使日常生活的意义超过了个人的范围。他还说：“如果中国成功地建成一个工业化的社会，每个人所关心的不是消费，而是创造性的活动，那么，中国的革命会给所有国家都带来一个前景……，它比美国的生活方式所提供的前景更为丰富美好”。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生活方式吧！中国的生活方式
中国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在一期通讯里就谈清楚，恐怕由一个人来谈也是谈不清的。因为中国的生活方式是集体化的。但是我刚刚写下这句话，马上又觉得似乎不太合适，因为中国也寻求个人在生产劳动和艺术的自我表达中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然而，这些个人活动不应该是为了个人名利，而应该是在这个以互助为基础的社会中“为人民服务”。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有几位日本记者对许多位中国人进行了个别采访，询问了他们的生活目的以后，这些记者问我，中国人说他们的生活目的不是为发财致富，也不是为完成什么事业而是“为人民服务”，他们这样说是出自真心吗？个人把集体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是合乎情理的吗？
我回答说，我认为在剥削已经消灭或正在逐渐消灭的社会里，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集体财富的不断增长已成为个人利益的最好保证。在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里一切宗教所提倡的帮助他人的理想成了人之常情，因为，个人的福利只有靠集体福利才能得到巩固。
这个星期，中国政府决定取消军队的各级军衔，恢复延安时代的样子，从总司令朱德到最下级的“小鬼”各级革命战士都穿一样的军服。他们仍将保留排长、连长、营长等等，但是都佩带同样的标志：即在软顶有护耳的帽子上装一个红色五角星，领子上佩带红旗式的领章。这是最近几年来实行的将军和校官每年有一个月下连队当兵制度的逻辑发展。缩小工资差距
工资差距也正在逐渐拉平，办法是将较低的工资优先提高。要制定一个“合理的工资政策”，一方面能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和提高技术，一方面又能避免造成领导人和工人之间的社会差距，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我回忆起二十年代末期在苏联，共产党员都鄙视财富，他们以领取固定的低工资为荣，但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下来。中国人看到苏联的工资差距那么悬殊，感到十分惊讶。他们说：“一定的差别是需要的，以鼓励人们的积极性和提高技术，但是绝不能让差距太悬殊，应该缩小差距。我们要提倡物质刺激以外的其他刺激办法”。
现在实行的政策是逐渐提高低工资。当经济有剩余可以用于提高工资时，就制定一个总方针，根据这个总方针进行个别调整。例如，一年多以前曾提高过一次工资。某些一般的成就
一位住在加利福尼亚的教友会的朋友来信说：某国会议员对他称，“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过中国毛泽东政权做过任何好事情”。任何识字的人对四分之一人类十五年以来的情况这样无知，是令人吃惊的。世世代代使人类遭受苦难的祸害是什么呢？不外是饥荒、疫疠、战争、文盲、犯罪等等。中国在克服这些祸害方面，已经取得巨大的进展，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一百年来，人们都熟知，中国是个庞大的、饥馑的文盲国家，经常有疫疠流行，水灾和内战连绵不断。而在十五年里，这一切都不见了。
除开由华盛顿出钱出枪，从台湾派来人进行的一些小规模的骚扰以外，百年来第一次中国到处呈现着一片和平、有秩序的景象。百年来第一次，中国克服了霍乱、鼠疫、天花、伤寒等瘟疫的灾难，甚至基本上消灭了梅毒。只有西藏和一些小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没有彻底消灭梅毒。百年来第一次，不再由于农业歉收和水灾而发生饥荒，这种困难被互助的办法所克服。
一年多前发生了这么一个惊人例子：河北南部的一大片山区遇到一次暴雨，一千毫米的雨水倾盆而下，水从山坡上冲下来，将水库、村庄、铁轨和桥梁冲走的冲走，冲毁的冲毁，使河北省和河南东部一带的田地、村庄、甚至于城镇都变成一片汪洋。在过去，这一大片地区就会被弃置几十年。而这一次，政府通过当地的公社动员了一切力量，将损失限制到最小的程度。几百万人立刻被疏散到邻近各县，在各县农民的家里住了一年。他们帮助当地农民干活以此作为对东道主的酬谢。最强壮的人留在原地，进行排水、修复道路和桥梁、重建村庄和重新播种等工作。第二年春天他们就把家眷接了回来，住进了新的房子。这时，地里又已长上了庄稼，我怀疑富有的美国遇到灾害能否对付得这么好？
文盲在中国已经不是个大问题了。在年纪大的人中间还有文盲，但是，绝大多数三十岁以下的人好几年前就都学会了读书写字，然后又学习了各种专门技术，成了拖拉机手、电工、土壤化学工作者，选种工作者，他们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专门技术网，正在改造着中国的农村。
犯罪当然不会在这一代就完全被消灭，然而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了。晚上在街上走，不必象在洛杉矶和纽约住宅区那样担心害怕。在公共汽车上、旅馆里、甚至于在大街上遗失的钱和东西一般都可以找到并原封不动地归还原主。在美国的城市里，犯罪案没有一地不是在急剧增加，而拥有六百多万人口的北京只有一个又小又老的监狱。我曾到这个监狱参观过一次，在这里走来走去的警卫，无人携带武器，犯人也不关在牢房里。这是中国在十五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取得的社会成就点滴。美国国会议员中居然有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情况，这对美国和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没有好处的。（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