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同时也是发展和繁荣新时代文化的强大动力源。挖掘和传承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商业文化对促进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成长很有意义。
江苏省淮安市作为南船北马的通衢要冲之地，自古以来就是商贾云集之所。特别是在运河经济时代，作为全国的漕运中枢，商业的繁荣呈现出“市不以夜息”的辉煌景象。淮商不同于其它商帮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呈现出“包容开放”的鲜明文化特色。
淮安是一座因运河而兴的城市，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通江淮以伐齐，邗沟北端末口（位于今淮安古城北侧礼字坝）遂成聚落，形成淮安城市雏形。随着水陆转运而日渐繁盛的商业活动也使淮商得以孕育。淮商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与运河相依附，因此，淮商的主体一直是通过运河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客籍商人，这些人因各种机缘来淮经商定居，与当地淮人经历数代融合而共同繁衍生息，使淮商群体得以不断传承壮大。
明清时期由于特殊的经济地理因素，淮商发展中本土对客籍的依附和融合表现尤为突出，客观上强化了淮商文化“包容开放”的内涵特征。自南宋以来，由于淮河流域水系地貌的原因，加之战乱频繁，黄河乏人管理，黄河中下游河道多次夺淮入海。频繁的水患导致原本为鱼米之乡的淮地日渐贫瘠，淮安城市缺乏优良的经济腹地支撑，而只能靠运河漕运维系“孤岛”式繁荣。本地淮人经济实力薄弱，只能依附于从运河而来的客籍商人而维持生计，进而谋求互利共赢。乾隆《淮安府志》记载，“民惮远涉，百物取给于外商”，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客籍富商巨贾接踵而至，会馆林立、豪宅连云。
淮商文化的包容开放性不仅利益于特殊区域环境造成的主客籍商人群体的融合，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植根于淮安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和文明土壤。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淮安青莲岗文化就是江淮流域人类文明的曙光，渔猎和农耕部落之间出现了互通有无的物品交换，催生出包容开放的思想萌芽。夏商周时期，由早期移民构成的淮夷先民创造了可与中原文明媲美的灿烂文化，《后汉书》载其“言仁而好生”。春秋战国时期吴楚文化在淮地交融，宽容开放的人文环境成为四方商人经商乐土。相传东周时期，齐国良相管仲、鲍叔牙年轻时因向往淮地风土人情来到古泗州（今盱眙境内）从事酒水贩卖，一天意外拾得金条，苦寻无主后管鲍认为，“天赐金，焉私分，当遗于民”，旋即分黄金与当地南北两乡村民，后人感念其德建分金亭以资纪念。管鲍分金，既说明了他们对淮人的感恩之情，也体现了古淮商“义利并举、兼济天下”的文化品格。
淮商的对外开放度在隋、唐、宋、元时期达到国际化水准。南北朝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步从黄河流域转向江淮流域。隋代大运河凿成，南北人员物资交流剧增，唐朝政府实行对世界开放政策，国际贸易日益繁盛。淮安由于地处淮河入海口和直达洛阳的运河通济渠东端，成为朝鲜、日本等国进入中国的门户。作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日本、新罗、大食等国大批商人来淮贸易并定居。由于新罗国有大批侨民在淮从事造船业和航海贸易运输业，唐朝楚州政府专门划定区域，在城北运河和淮河交汇的黄金地段为他们设置了集中经商居住区——“新罗坊”，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航海贸易信息枢纽和人员物资集散地。这些来自各国的商人不仅在楚州贸易获利，而且也得到了淮安人的友好接纳，在淮安居乐业，历数代而习为淮人，淮商至此演化为一支具有国际化色彩的商人队伍。宋代，淮安商业继续繁荣，北宋时名列全国十大紧州（紧要之意）之一，与杭州同时为全国首批设立市场管理机构市易务的城市。对外贸易依然具有优势，楚州“高丽馆”成为当时名胜之地。南宋时盱眙成为宋金边境贸易场所，文献记载其街市货如山积、品种繁多。元代，淮安的商业、盐业及对外交通贸易也很兴旺，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所著《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载了“淮安州城”，称其“是一甚大城市”，“其城有船舶甚众，并在黄色大河之上”，明代开始实行海禁、闭关锁国，淮安海外贸易历史虽画上句号，但淮商包容天下的文化基因已形成并不断完善，为在明清时期造就以漕运为核心的商业辉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大批淮安人走出家门闯世界，许多人正是继承了淮商这种包容开放的文化传统，主动适应并融入各地多元文化背景，从而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进入新时代，淮安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广大淮商继承和弘扬包容天下的优良传统，继往开来、奋发图强，成为淮安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正在着力谱写淮商历史辉煌的新篇章。（范更生）
（责任编辑：朱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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