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7日在纽约华尔街附近爆发的“占领华尔街”示威抗议活动,被美联社评为2011年世界十大新闻之一。虽然这次活动没有统一的领导,不同的团体有着不同的诉求,但却成功地传播了占美国1%的富人牺牲了99%他人利益的理念,也暴露出了美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中存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专家认为,这可能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以后第一次影响比较大的社会抗议运动,将对美国未来的政治决策产生一定影响。
这次抗议活动最初由一家名为《广告克星》的网络杂志发起,其口号为“占领华尔街”。一小群抗议者中绝大多数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很多人来自美国左翼以及弱势群体。后来,随着抗议人数和规模日益扩大,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到美国全国,甚至扩散到了世界其他地方。据不完全统计,在美国150个城市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抗议示威,有超过70所大学的学生参与到抗议活动中。上街示威游行在美国并非是新鲜事,只要你有正当理由,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都可以上街。但“占领华尔街”的示威活动发展之快,范围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前所未有。
“占领华尔街”示威活动是抗议华尔街大金融机构贪婪无度、缺乏自律,敦促这些机构为危机负责,敦促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示威者举着“我们代表99%的社会”的牌子,喊着“华尔街需为一切危机负责”、“向华尔街征税”、“我们要工作”等口号。示威者认为,1%最富有的人群掌握着社会财富的40%,却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华尔街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和目前经济困境的始作俑者,却得到了政府的巨额救助,而让危机的“苦果”由纳税人吞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要诱因是:
首先,美国国内贫富差距扩大,激起底层民众的强烈不满。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11年10月份公布的一份关于国民收入的报告,1979到2007年,占人口1%的最高收入家庭经通胀调整后的平均税后收入增长了275%。相比之下,其他美国家庭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只增加了一倍多。与此同时,占人口20%的最低收入家庭所占的上述比例却出现下降。2007年,占人口五分之一的最低收入家庭的税后收入占总额的大约5%,较1979年的7%有所下降。美国乔治敦大学贫困、不平等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艾德尔曼教授说,过去40年,几乎所有的收入增长都是占人口1%的最高收入者所获得的,他们可以赚大量的钱和积攒巨额财富。抗议者认为,大公司有太多的政治影响力。贪婪和自身利益已成为阻碍民主的因素。“占领”运动是要“重建民主”。
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经济结构失衡,并有利于占人口比例极小的富豪阶层,而不是普通美国人,因金融系统过错造成的损失正由社会均摊,收益却进入私人腰包。美国政府应削弱大银行和公司的权力,要求他们表现出更高的责任感和透明度;美国政府不应向企业提供金融援助,应该结束针对富豪和公司的减税政策。
其次,美国经济持续低迷,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并背负巨额贷款。政府的社会福利削减,中产阶级正在萎缩。据统计,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尽管美国投入了巨额救助资金,并采取了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金融系统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但银行惜贷依然明显,企业雇工意愿不强,经济增长缓慢。2011年第一、第二季度,美国经济仅增长1.9%和1.3%,而同年8月份的失业率高达9.1%。经济衰退让许多美国人丢了工作、收入减少。
在高涨的生活开销压力下,陷入贫困的美国人数创下新高,几乎每2人就有1人属于困难户,或沦为靠微薄薪水勉强度日的低收入户。美国的贫困标准以家庭人口和家庭收入为基本要素,2011年美国贫困人口标准是四口之家税前年现金收入低于22314美元或两口之家低于14218美元。根据人口普查局制订的补充措施,美国有9730万人属于低收入阶层,加上4910万低于贫困线的人口,总数达到1.464亿,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48%。
再者,民主共和两党之间勾心斗角,互相掣肘,让很多政策无法得到迅速而有效的实施,也让民众非常反感。目前美国政治中的妥协越来越难,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经常出现僵局,决策机制出现失灵现象。如美国民主、共和两党2010年底通过的减税妥协方案中,美国普通工薪族每月交纳的薪资税比率从6.2%降至4.2%,并延长对长期失业者的救济金政策,两项计划都在2011年底到期。国会两党近期围绕这两项议题是否延期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博弈,仍无结果。奥巴马总统呼吁延长目前的工资税减免,并且要富裕的美国人支付更高的税金。共和党人则反对增加对富人的征税,他们说,这样做会损害美国经济复苏。
“占领华尔街”示威者就是对这种决策机制失灵现象予以抗议。他们认为,长期以来,最底层的美国人参与政治的程度很低,他们的声音很难被决策者听到,他们的利益也很难在政策中得到保护,这些草根阶层试图通过他们的言论、标语牌来传达他们的信息。他们希望国会不要再听命于富人阶层,不要再给大公司减税,国会应当为普通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这些普通人需要工作与生存。
此间观察家认为,尽管“占领华尔街”运动将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来自美国最低层民众的呼声,最终会对华盛顿的政治决策产生影响,促使当局在投资教育和基础设施、创造就业、鼓励创新等方面作出决定时更多地关注基层民众的需求。这也许是美国轰动一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实际意义所在。
这次抗议活动最初由一家名为《广告克星》的网络杂志发起,其口号为“占领华尔街”。一小群抗议者中绝大多数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很多人来自美国左翼以及弱势群体。后来,随着抗议人数和规模日益扩大,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到美国全国,甚至扩散到了世界其他地方。据不完全统计,在美国150个城市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抗议示威,有超过70所大学的学生参与到抗议活动中。上街示威游行在美国并非是新鲜事,只要你有正当理由,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都可以上街。但“占领华尔街”的示威活动发展之快,范围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前所未有。
“占领华尔街”示威活动是抗议华尔街大金融机构贪婪无度、缺乏自律,敦促这些机构为危机负责,敦促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示威者举着“我们代表99%的社会”的牌子,喊着“华尔街需为一切危机负责”、“向华尔街征税”、“我们要工作”等口号。示威者认为,1%最富有的人群掌握着社会财富的40%,却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华尔街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和目前经济困境的始作俑者,却得到了政府的巨额救助,而让危机的“苦果”由纳税人吞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要诱因是:
首先,美国国内贫富差距扩大,激起底层民众的强烈不满。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11年10月份公布的一份关于国民收入的报告,1979到2007年,占人口1%的最高收入家庭经通胀调整后的平均税后收入增长了275%。相比之下,其他美国家庭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只增加了一倍多。与此同时,占人口20%的最低收入家庭所占的上述比例却出现下降。2007年,占人口五分之一的最低收入家庭的税后收入占总额的大约5%,较1979年的7%有所下降。美国乔治敦大学贫困、不平等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艾德尔曼教授说,过去40年,几乎所有的收入增长都是占人口1%的最高收入者所获得的,他们可以赚大量的钱和积攒巨额财富。抗议者认为,大公司有太多的政治影响力。贪婪和自身利益已成为阻碍民主的因素。“占领”运动是要“重建民主”。
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经济结构失衡,并有利于占人口比例极小的富豪阶层,而不是普通美国人,因金融系统过错造成的损失正由社会均摊,收益却进入私人腰包。美国政府应削弱大银行和公司的权力,要求他们表现出更高的责任感和透明度;美国政府不应向企业提供金融援助,应该结束针对富豪和公司的减税政策。
其次,美国经济持续低迷,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并背负巨额贷款。政府的社会福利削减,中产阶级正在萎缩。据统计,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尽管美国投入了巨额救助资金,并采取了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金融系统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但银行惜贷依然明显,企业雇工意愿不强,经济增长缓慢。2011年第一、第二季度,美国经济仅增长1.9%和1.3%,而同年8月份的失业率高达9.1%。经济衰退让许多美国人丢了工作、收入减少。
在高涨的生活开销压力下,陷入贫困的美国人数创下新高,几乎每2人就有1人属于困难户,或沦为靠微薄薪水勉强度日的低收入户。美国的贫困标准以家庭人口和家庭收入为基本要素,2011年美国贫困人口标准是四口之家税前年现金收入低于22314美元或两口之家低于14218美元。根据人口普查局制订的补充措施,美国有9730万人属于低收入阶层,加上4910万低于贫困线的人口,总数达到1.464亿,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48%。
再者,民主共和两党之间勾心斗角,互相掣肘,让很多政策无法得到迅速而有效的实施,也让民众非常反感。目前美国政治中的妥协越来越难,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经常出现僵局,决策机制出现失灵现象。如美国民主、共和两党2010年底通过的减税妥协方案中,美国普通工薪族每月交纳的薪资税比率从6.2%降至4.2%,并延长对长期失业者的救济金政策,两项计划都在2011年底到期。国会两党近期围绕这两项议题是否延期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博弈,仍无结果。奥巴马总统呼吁延长目前的工资税减免,并且要富裕的美国人支付更高的税金。共和党人则反对增加对富人的征税,他们说,这样做会损害美国经济复苏。
“占领华尔街”示威者就是对这种决策机制失灵现象予以抗议。他们认为,长期以来,最底层的美国人参与政治的程度很低,他们的声音很难被决策者听到,他们的利益也很难在政策中得到保护,这些草根阶层试图通过他们的言论、标语牌来传达他们的信息。他们希望国会不要再听命于富人阶层,不要再给大公司减税,国会应当为普通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这些普通人需要工作与生存。
此间观察家认为,尽管“占领华尔街”运动将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来自美国最低层民众的呼声,最终会对华盛顿的政治决策产生影响,促使当局在投资教育和基础设施、创造就业、鼓励创新等方面作出决定时更多地关注基层民众的需求。这也许是美国轰动一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实际意义所在。
摘自2012年1月4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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