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之后党中央以毛主席为首，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讲得非常清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1]
这个表述毫不含糊。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开始，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直到1976年9月9日，老人家83岁逝世，延续了41年多。
这本来不是问题的历史定论，毛主席逝世后却成了一个悬疑问题。按照有些研究者推论，遵义会议博古还是负总责，军事领导仍是原来的，扎西会议把负总责交给了张闻天，党中央和军委都不是以毛主席为首。因此，遵义会议到底确立了谁的领导地位说不清了。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个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有一个决定性的历史贡献，就是通过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为首的领袖地位。正是这一伟大转变，中央红军才突破重围，转危为安，走过万水千山，胜利地结束了长征，从此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陈云当年撰写的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说：“红军占领遵义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会议认定，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军事指挥，基本上是错误的，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会议还明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李德、博古、周恩来三同志，李德和博古要负主要责任。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会使党内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2]
会议最后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了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在扩大会议中，周恩来与其他同志完全同意张闻天及毛主席、王稼祥的提纲和意见，博古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不同意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李德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他的批评。
陈云传达提纲还说：“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李德的名字，在团以上干部讨论时才能宣布博古的名字。[3]
这说明，遵义会议至少有两个会议：一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否定了五次反“围剿”以来三人团的指挥，会上的组织调整就是选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二是扩大会议结束后的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常委分工等问题，常委分工最大的变化，就是分工毛主席帮助军事指挥。
长征前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设立了中央书记处，也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书记分别是担任党政军主要领导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还有留在中央苏区负责的项英，[4] 毛主席当时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遵义会议增补毛主席为常委，此时共5个书记或常委。
遵义会议讨论常委分工，没有调整常委原来的分工，包括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周恩来负责军事等都没有调整，只是决定刚被选为常委的毛主席，做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也就是说，中央政治局有两位负责军事的常委。政治局常委进一步分工，是在一渡赤水之后的扎西会议，毛泽东没有直接担任党的负责人，而是推举张闻天担任党的负责人，这无疑是出于团结党内同志的考虑。可见，党的组织路线调整是非常谨慎的。尽量用不激化矛盾的渐变方式，为的是团结在一起度过生死难关。
但毋庸置疑的是，此时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军事共识已经改变。特别是博古、李德、周恩来这个“三人团”被取消后，军事决策的决定性领导核心和领导体制已经改变。这个改变从湘江战役之后的通道转兵开始，经过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就是用毛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取代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
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曾说：“遵义会议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当总书记），我说那不行，那样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这样搞，那就会弄僵了。我们在第三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还是要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来出头露面。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遵义会议之后，就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是民主集中制。按当时规定，中央政治局是党的决策机关，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或中央书记处，是在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遵义会议曾批评，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非常不够，要求书记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应当负更多的责任。从遵义会议之前的猴场会议就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此后一段时间，军事大事基本是政治局开会决定。
在党中央的决策机制中，个人不能大于组织，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是正常的。在个人意见得不到多数认可时，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这是民主集中制的应有之义。但事实上的核心领导作用也否定不了，在否定了此前错误军事路线的背景下，毛主席的意见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往往能得到多数领导同志的自觉认可，这为毛主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提供了基础。
在苟坝会议上，绝大多数不同意毛主席的意见，短时间免去此次战役指挥的前敌政治委员职务，并未免去政治局常委职务，而且不到一个晚上就纠正了错误，红军又回到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上来。在会理会议上，林彪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周恩来、朱德和党中央主要领导坚定支持毛主席，批评了那些错误意见，使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更加稳固。
即便在后来党中央决策的历史中，也经常有不同意见提出，这是党内民主决策、集体领导的重要表现，并不是对毛主席核心领导地位的否定。
遵义会议进行组织调整，党和红军领导核心的变动情况，没有留下更多直接材料，那就应当好好研究一下当事人、见证人是怎么讲的，那是真实历史的记忆源头，是最不容忽视的依据。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以毛主席为首，老一辈革命家有非常清楚的回忆。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不能漠视他们在世时的真诚与客观，不要以私利之心去度老一辈革命家的品格和水平，更不要淡化真理检验、路线是非、党性原则和党内共识的决定性作用。
在党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讲遵义会议时说：“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了全党全军的欢呼。……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事实证明，在千军万马中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5] 这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不能用庸俗的“谦让”来定位，这是在重大是非问题上服从真理，选择正确的路线和领导，是共产党人必须具有的党性原则。
周恩来总理特别强调，毛主席“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这是在强调历史事实。他还特意解释，为什么毛主席没有担任总书记职务。他说，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当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他还说：毛主席总是采取这样的办法来教育人，使大家逐步地觉悟起来。所以组织路线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这样比较自然，便于集中力量取得胜利，减少阻力。[6]
在《周恩来传》中也写得很清楚，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发言：“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毛主席给一师师长李聚奎谈遵义会议时，强调说：“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7]
朱德总司令在缅怀这一伟大转折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8]在遵义会议上，朱总司令的话斩钉截铁：“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9]他说的错误领导，通过遵义会议得到了纠正，这诗里说的“群龙得首”，毫无疑问是指毛主席为首。那些志向远大，舍得一切来救国救民，立志要改天换地、能翻江倒海的伟大革命前辈，因为有了毛主席出来领导，才找到了真正能带领大家成就伟业的领袖。党和红军从此走上了一条正确路线，能够不断纠正左和右的偏差，从极其危难的境地突出重围，从不断失败走向不断胜利。这是老一辈革命家共同的感受和记忆。
遵义会议后，在一段时间负总责的张闻天说：“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党中央的建立。……对于我个人说来，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10]
1943年11月，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11]这个意思很明确，遵义会议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是确立了毛主席领导地位的会议。像现在一些人讲的那样，毛主席怎么能在遵义会议后挽救党和军队呢？
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遵义会议上由候补政治局委员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的王稼祥，更是“投了关键一票”。遵义会议之前王稼祥就提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开会时把博古、李德他们“轰下来”，并在会下做了大量工作。在会上，他是继毛主席发言后第一个发言，旗帜鲜明地批判博古、李德的指挥错误，坚定地提出由毛主席出来指挥红军。[12]这是遵义会议压倒性的一致意见，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模糊余地。
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刘少奇，在遵义会议支持毛主席的正确意见。他到红五军团第三十七团传达会议精神时说：“最近我们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这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造成的。现在好了，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中央来了，我们红军有希望了，我们党有希望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13]他讲的这3个有希望，根本原因是毛主席回到了中央。
在遵义会议上，指责毛主席只会照《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打仗的凯丰，在遵义会议两个多月后也改变了认识。他在中央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当着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的面，作了深刻的检讨。他说：“现在，我宣布收回我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来领导我们的红军。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党，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红军。谁反对毛泽东同志，我就反对谁！”[14]
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回忆说：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第二次攻克遵义后，由中央召集团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他给连以上干部传达。传达那天正下着小雨，谭政帮他撑着伞，传达几个小时无人走散避雨，大家都拥护毛主席出来领导。[15]这意思讲得很清楚，就是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已经出来领导了。
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元帅回忆说：当时，因为红三军团摆在遵义以南的刀靶水，沿乌江警戒，遇到吴奇伟部队的进攻，他没等开完会就赶回前线指挥战斗去了。会议结束后听了传达，大概意思是：“改变了军委领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主席担任领导；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中央总书记由洛甫（张闻天）担任；……这一切大家都高兴，完全拥护。大家希望毛主席兼任总书记。”[16]这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不能视而不见。
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回忆遵义会议说：“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杨尚昆还说：“闻天同志是个书生，对‘左’倾错误的认识和觉醒比博古早，但实际工作经验不足，所以，一切大事都要经过毛主席。遵义会议后，全党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已是毛主席了。”[17]杨尚昆的这个回忆非常重要，他把遵义会议关于组织调整决议的形成过程、内在考虑和相关含义，还有遵义会议后的领导决策格局都讲清楚了。
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元帅回忆说：“在这个会议上，清算了‘左’倾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形势紧张，政治领导上的错误未清算），重新由毛主席领导军队，在最危险情况下挽救了党。”[18]这里讲得也非常清楚，是毛主席重新出来领导军队，而不是其他人。
时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在85岁高龄时回忆这段往事，讲过湘江时红五军团整整折损了一个师，他跟毛主席汇报部队已经怨声载道，毛主席让他在会上发言等细节。最后说：“遵义会议着重从军事上纠正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19]
上世纪80年代，黄克诚大将讲到遵义会议时说：遵义会议的情况是毛主席到三军团亲自传达的，我听到传达后很不满足。因为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中央领导改组时，毛主席只当了军委主席，总书记是洛甫同志，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经过半年多实践，我才放弃原来的看法。特别是到了与张国焘作斗争的时候，我才更加认识到毛主席这个决策的无比正确。[20]黄克诚讲的不是中革军委，而是中央军委，因为中革军委主席一直是红军总司令朱德。
时任红四团政委的杨成武上将，回忆第二次攻下遵义后，中央军委组织团以上干部在遵义天主教堂传达会议精神的情况说：那天是张闻天同志传达，当他宣读到毛泽东同志就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时，会场里顿时沸腾起来。遵义会议就像春天一样，给红军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巨大鼓舞。会后会餐，大家在地上围成一圈又一圈，用铁盆子盛着菜，倒上大碗的酒吃起来。我们开心极了，鼓掌的、捶桌子的、唱歌的、互相握手的都有，有的人登上凳子大声疾呼，有的人端着酒碗发呆，有的人什么都忘了，我只是高兴地喊了一个字：“好……”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问题解决了，问题解决了！”随后，一军团给连以上干部传达，天下着大雨，部队冒雨集合在大坪上，当聂荣臻政委庄严宣布毛主席又统帅全军时，整个集合场欢声震天，振臂如林，一个个喜泪交流，握手相庆，那欢腾的盛景前所未有，大家早把大雨忘掉，风声雨声完全被欢呼声所淹没。[21]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是全军统帅了，这是多么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这个历史能否定吗？但是，按照现在有些研究叙事来看，当年让红军指战员们无比激动和欢呼的对象都不知道该是谁了。黄克诚、杨成武等讲毛主席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这样的记忆总不会是凭空而来吧？
曾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周恩来同志在发言中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全党信服毛泽东同志，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遵义会议的最大成就，是中国党内最有意义的伟大转折。”[22]
据伍修权回忆，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的李富春，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严厉，是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的。[23]
上世纪70年代中苏交恶，在这样历史背景下，李德写的回忆中有大量对毛主席的贬低和否定。在讲到他的指挥权被剥夺后说：“遵义会议之后，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批准了毛泽东的战略方案，并以时间上先后相接的口号形式，传达给了指战员和政治工作人员。”[24]他的这个描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毛主席在军事指挥中的决定性作用。
时任军委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连长的侯政回忆：那天夜里下毛毛雨，董老（董必武）开会回来显得特别高兴。只见他把帽子一脱，大声说：“连长，买点酒来吃！”侯政很奇怪，董老平常不喝酒，今天突然要酒喝，难道有什么喜事？他搞了点腊肉炒大蒜，到徐老那里，还有董老和邓大姐。董老说：现在问题解决了，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现在好了，毛主席为首，毛主席领导。董老是在遵义会议后不久，参加小范围传达听到的会议精神。[25]
时任军委四局三科科长的邱会作中将回忆：从遵义向滇川边界行进时，中央机关再次整编，连一些在中央没有多少工作的高级干部也到部队任职。行政管理分成了几个队，毛主席在一队，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张闻天分别安排在二、三队里，四局三科管理他们的行政和生活。毛主席那里总共有十几个人，有特务员（即警卫员）、运输员和马夫，还有一个担架班。[26]这个四局三科，是专门为中央首长服务的机构。
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卫生部政治委员的刘贤权少将回忆：张闻天向一军团连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到会干部有1000余人。他的报告使我们这些下面的干部知道了许多不知道的事情，明白了许多过去未听到的道理，像“欲取之，必与之”这句话，就是这次会议上听到的。当谈到会议确定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时，会场不少同志咬起耳朵：“从此我们又要打胜仗了。”[27]
毛主席长征时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遵义会议后毛主席特别忙，每到一个地方电话机少则4部5部，多则十二三部，许多参谋人员协助接电话。到桐梓后，毛主席住的是从遵义到桐梓方向的第一座洋房。打娄山关时，毛主席房中增加了几十部电话机。[28]这样的安排，也能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毛主席在党和军队中的地位。
老一辈革命家的这些证言，比较全面地描述了历史事实，也让后人能从不同角度深入理解为什么、是什么和怎么样。虽然回忆中也有一些不同，但对基本事实的认定，本质是完全一致的，应当给以充分尊重。
当时，连我们敌人，也得到了毛主席全权指挥红军的情报。
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回忆：1935年2月，红军进入滇东，蒋介石从贺国光、薛岳送来的情报中，知道“有遵义会议，从此毛主席全权指挥红军行动”，这引起他很大注意，随即调整战略部署。[29]晏道刚说的这个时间，正是红军一渡赤水前后，遵义会议结束后，会议精神由毛主席、张闻天、陈云等不断地传达到红军部队，指战员大都知道毛主席在指挥红军。
据时任薛岳总指挥部少校参谋李以劻回忆：2月间，周浑元俘获红军某团干部田丰，获得红军在遵义开会确定毛主席领导的情况。薛岳对毛主席用兵一向是畏惧的，所以对此情报极为重视，除上报蒋介石外还通报各军。[30]田丰此人不在中央红军团以上领导干部名录，或许是某个团里的普通干部，知晓已经传达的会议精神毫不奇怪。
毛主席领袖地位的确立当然是个过程。但遵义会议是一个历史性起点和标志，从此党中央领导是以毛主席为首。
为首不是个人说了算，更不是党内没有不同意见。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不同意见是民主领导、集体领导的正常现象。遵义会议之后的历史中也出现多次。
1935年10月，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1936年初，毛主席领导的第一个战略行动，是高举抗日大旗渡河东征，就遇到了不少党和红军高层领导的反对；1937年8月，八路军出征前夕，洛川会议毛主席提出独立自主的敌后山地游击战方针，也有众多不同意见；1937年底王明回国后，在12月会议上提出，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中一切服从蒋介石的右倾主张，使毛主席陷入孤立中；1945年重庆谈判结束后，毛主席的领袖地位早已全党公认，但在是针锋相对地做好解放战争准备，还是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等重大问题上，也有不同认识和意见。建国后也不例外，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也是在不同意见的讨论中形成最后共识。
党内的不同意见永远会有，领袖的远见卓识，领袖凝聚力、号召力和主心骨作用永远不可缺少。不断用正确思想观点统一全党，不断引领人民的伟大事业走向胜利，这是领袖发挥能力、魄力和魅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辨识检验真理和领袖的过程，也是毛主席带领党和人民走过的光辉奋斗历程。
伟大的导师和领袖毛主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注 释】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2页。
[2]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
[3]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3页。
[4] 姜华宣、张尉萍、肖甡主编：《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
[5]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67页。
[6] 《周恩来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62页。
[8]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00页。
[9]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中央文献研究室2006年版，第450页。
[10]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80页。
[11]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12] 徐则浩著：《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142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140页。
[14] 张学龙著：《凯丰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页。
[15] 《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198页。
[16]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页。
[17]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121页。
[18]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92页。
[19]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回忆史料（一）》，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页。
[20] 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编：《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内部发行），第137页。
[21] 杨成武著：《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123页。
[22]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页。
[23] 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
[24] 【德】奥托•布劳恩著：《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
[25] 《董必武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280页。
[26] 邱会作著：《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60页。
[27] 遵义会议纪念馆编：《张闻天与遵义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65-66页。
[28] 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编：《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内部发行），第185-186页。
[29] 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编：《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内部发行），第355页。
[30] 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编：《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内部发行），第388页。
（作者：王立华，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插图为著名剪纸艺术家许志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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