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转型的讨论中，费孝通对“乡土中国”与现代都市社会关系的变化有过非常经典的描述。他关注的是，从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人际关系结构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话：
“人不能单独生活的，在单独生活中，会失去生活的意义。人之所以生活是为了别人，没有了对别人的责任，自己的生活意义跟着就会消失。这就是说，个人人格的完整，需要靠一个自己可以扩大所及的社区作支持。自从机器把人口反复筛动之后，它集合了许多痛痒不相关的人在一起工作，在他们之间，只有工作活动上的联系，而没有道义上的关切，现代都市中住着的，是一个个生无人疼、死无人哭的孤魂，在形式上尽管热闹，可是在每一个人的心头，有的是寂寞。”
抛开学术的帽子，直击个体的精神状态，这种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原子化社会的转变，不仅仅是情感变化的过程，更是“集体”消失的重要因素。社会关系的转变是生产方式必然的结果，仅从情感、伦理道德、人文关怀等角度来解释，是不够的，不妨回到《共产党宣言》借用马列的刀，来尝试理解这个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工业发展撕碎田园般生活，是历史必然，是生产力进步的表现。但生产资料由哪个阶级占有，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两部分，一方面是政治上层建筑，包括国家政权和暴力机器等;另一部分是观念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和精神思想方面，包括文化、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意识形态从文学、报纸、电视机、媒体，到互联网、手机、电脑、人工智能AI等这些现代生活的数字机器，规训效果比任何历史时代都要强，意识形态同样反映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维护社会秩序。
生产力发展以及产业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服务经济基础社会权力的一方，附带的是便民效果和劳动生产效果，正如封建的经济基础对应的是家族宗法和等级制度的关系，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则建立在工业机器之上，它们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形态，没有世界工业革命诞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形成，也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到产生与发展，更不会有今天物质丰富的生活。
工业的发展从机器大生产到数字化劳动，人和数字机器深度绑定，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人成为数字机器附属品、失去了自身劳动的控制权，变成资本逻辑增值的燃料。大多数劳动者不再有春夏秋冬了，只有白天和黑夜，甚至没日没夜。
当下的社会关系中，很多人渴望绝对的独立与自由，但本质上是资本逻辑下孤独的恶性竞争，这种被主流价值观奉为标准的“独立”，代价便是社会关系的彻底原子化。社会分工管理越精细，人就越孤立，在生产上面是进步的，在精神层面却是枯燥的、麻木的，参与劳动变成参与者被管理，人与社会关系极度缺乏安全感，工作、情感、友情、家庭等，这些关系变得极其不稳定。似乎只有站在一定的位置，比如人上人可以实现自身价值，“人上人”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道德良心上的观念，它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投下的倒影——因为私有制只为自己增值，不承担社会再生产的责任，你不争那个位置，就很难好好活着。 是想证明自己?还是证明社会价值观的正确?或许这就是精神枷锁，更明确的说是社会规训的事实。
社会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根植于现实社会存在之中，而教育、媒体、文化等意识形态机制又不断塑造着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是意识形态再生产。同时对应马克思经典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社会意识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意识形态领域的维护再生产，也是劳动生产关系的维护再生产，这是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的普遍关系。
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里，今天的劳动者既没有物质武器，也没有精神武器。身体在资本世界被迫流转买卖，灵魂被意识形态所引导，身心无处安放，只有麻木忙碌的工作和对未来的焦虑。当然家庭也承担部分情感治愈功能，但随着现实矛盾加深家庭功能越来越弱了，唯一的小确幸都是建立在消费主义陷阱上的化的欲望!生活中的压抑和普遍的无力感抽空每个人，就好像握着拳头对空气打了几拳，敌人都找不到!人遇到困难，没办法就开始信命了，但天公不作美似乎是常态，大抵真的是命不好罢了!
乡土中国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土——几千年来构成中国人社会关系的根基，如今已经无法养活一家人，而在城市的人也仅仅是想办法好好活!今天的农村的定位变成了资本危机的缓冲地带，以及资本增值所需的社会再生产资源的“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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