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世界上的人，从他们怎么活着的角度看，可以分成两大种。一种人活着，可以叫做生活。另一种人活着，只能算作生存。这不是说哪种人聪明哪种人笨，也不是说哪种人天生就该好或者该坏。这两种人的差别，根子在社会结构上，在生产关系的大网里早就织好了。
先说第一种人，就是只能生存的人。
这些人每天的日子，是紧巴巴地算着过的。早上一睁眼，就要计算今天的开支：公交车费几块，午饭几块，孩子的奶粉几块……每一分钱都要掂量。他们的劳动，是把自己整个身子和一天里最好的时间交出去，换回勉强够糊口的钱。这个过程，在政治经济学上有个名字，叫“劳动力再生产”——人必须吃饱穿暖睡够，第二天才能继续出卖力气和本事，继续为别人创造财富。
他们的消费，是完全被动的。不是为了享受，更不是为了发展自己，而是为了“恢复”——恢复体力，恢复精神，好能接着干活。吃顿饭是为了有力气，睡个觉是为了睁得开眼。他们的消费领域狭窄，基本食物、廉价衣物、偏远简陋的住处。超出的消费，比如买本书看个电影，对他们是奢侈，甚至是罪恶——有那个钱不如存着应急，有那个工夫不如去多打一份工。马克思讲过一个道理：工人的消费就像是给蒸汽机添煤加水，只是维持机器运转的手段。这些生存者的消费，就是这个道理最真实的写照。
时间对他们来说，不是人生的财富，而是等待填补的空洞。工作日的时间属于老板，休息日的时间要么在恢复体力，要么被无穷的生活琐事——排队、挤车、修理坏掉的东西——所吞噬。他们没有“自由时间”，只有“不被雇佣的时间”。自由时间是用来发展自己、实现创造、享受精神乐趣的。而生存者的所谓空闲，本质上仍然是劳动时间的延续，是为下一次被雇佣做的准备。
这样一来，生存者的整个生命，就从里到外被“物的依赖性”锁死了。他们依赖于那点微薄的工资去买必需的东西，而这点工资又依赖于他们不断重复的劳动。这是一个死循环。人在这个循环里，眼光被逼得短浅，脑子里想的全是“眼前怎么办”，什么未来的发展、精神的追求、社会的进步，都变得遥远而模糊。人的丰富性、创造性，在这日复一日的生存挣扎里，一点点被磨平了。
再说第二种人，就是能生活的人。
这些人的日子，是展开来过的。他们的物质需要，早就不是问题了。吃穿住行，是生活的背景，而不是生活的主题。他们不需要“再生产”体力去换钱，因为他们的钱主要不是靠出卖劳动时间得来的，而是靠占有土地、厂房、机器、资本这些生产资料得来的。他们收入的大头是利润、利息、租金——是别人创造的财富流进他们的口袋。
所以，他们的消费就脱离了“恢复劳动力”的狭窄目的，变成了“发展人”的广阔空间。买名画不光是为了看，也是一种投资。环球旅行不光是为了玩，也是一种阅历和谈资。他们学哲学、搞艺术、研究科学，不是因为要靠这个吃饭，而是因为这些活动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一种高级的享受，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与确证。
最重要的，他们掌握了时间的自主权。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可供自由裁量的资源。他们可以把时间用于发展自己的才能——学一门乐器，钻研一门学问;也可以把时间用于社会交往——结交朋友，参与沙龙;还可以把时间用于思考——思考社会，思考人生。恩格斯曾经展望未来社会，说那时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对于这些能生活的人来说，他们的部分活动在表面上已经有点那个意思了——从事某些创造性的、自己感兴趣的活动。
但这种“生活”，有个根本的根基。这个根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社会总财富的蛋糕里切走了最大、最好的一块。他们的闲暇，是由另一些人的忙碌供养的。他们的发展，建立在另一些人发展不足的基础之上。他们的生活，像是一朵花，开得很美，但根子是扎在由无数生存者汗水浇灌的土壤里。
有人说，这是个人奋斗的结果。谁努力，谁聪明，谁就能过上好生活。这种说法，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
根本的原因，要从生产关系里去找。生产关系，最简单的说，就是生产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核心是对生产资料(土地、工厂、机器、资金、技术)的占有关系。谁占有了生产资料，谁就掌握了分配游戏规则的制定权，谁就能在分配中占据最有利的位置。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的社会里，生产资料绝大部分掌握在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手里。广大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没有别的可以出卖。这就形成了一种最基本的关系：雇佣劳动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价值，绝大部分被生产资料所有者拿走了，劳动者只能拿回相当于(甚至低于)自己劳动力价值的那一小部分，也就是维持生存必需的那部分。
这种结构一固定下来，社会就会自动地、不断地两极分化。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可以“钱生钱”，财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们没有生产资料的人，只能“力换钱”，一旦年老、生病或者技术过时，连生存都可能成问题。这就是两极分化的内在机制。
这个机制还被一系列社会制度加固着。比如教育，表面上是公平的，但实际上，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以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早早地积累“文化资本”，未来更容易进入高收入阶层。而穷人家的孩子，从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很多人的天赋才华因为缺乏机会而被埋没。教育这个本来应该是促进社会流动的阶梯，在很多情况下，反而成了阶级再生产的工具。
再比如金融市场，它本质上是财富分配的加速器。拥有资产的人，可以通过投资、借贷让财富增值，这叫“资本收益”。而主要靠工资收入的人，他们的财富积累速度根本赶不上资产价格的上涨速度。这些年，许多大城市的房价涨得比工资快得多，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结果就是，靠劳动积累财富越来越难，靠占有资产增值财富越来越容易。这样，贫的越贫，富的越富，中间的沟就越挖越深。
所以，生存和生活的分野，是结构性的，是制度性的。不是哪个人不好，而是这套“游戏规则”本身，决定了总会有大量的人被压在生存线上，总会有少数人升到生活的高处。
一个社会，长期让一部分人只能生存，让另一部分人尽情生活，会带来深重的后果。
第一，社会团结会瓦解。当人们过着截然不同的日子，有着判若云泥的体验时，他们就很难有“我们是一个整体”的感觉。生存线上的人，想的是明天的饭在哪里。生活优裕的人，想的是怎么让财富保值增值。他们关心的议题、思考的方式、每天面对的难题，都完全不同。这样的社会，就是一盘散沙，难以形成共同的意志，难以应对大的挑战。
第二，政治会走向对立和撕裂。生存的压力会转化为不满和愤怒。这种情绪容易被一些激进的、简单的口号所点燃，导致民粹主义抬头。另一方面，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会倾向于保守甚至压制。左和右的两端被拉大，温和的、理性的中间地带反而缩小。社会对话变得困难，共识难以达成，社会在动荡中消耗元气。
第三，最根本的，是“人的异化”普遍加深了。对于生存者来说，劳动是痛苦的，是出卖自己的苦役，劳动成果不归自己，劳动过程自己说了不算。他们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劳动仅仅成了谋生的手段。这就是劳动异化。
对于生活者来说，他们的困境则是另一种异化。他们拥有了财富和闲暇，但生命的意义却容易坠入空虚。如果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消费和享受，人就成了欲望的奴隶。如果奋斗的目标只是积累更多的数字(财富)，人就被自己创造出来的物(金钱)所统治了。这也是异化，是消费的异化，是精神的异化。
这两种异化，虽然形式不同，但根源是一个：都是把人从“完整的人”割裂开，变成片面的、工具性的存在。生存者成为劳动的工具，生活者成为消费和占有的工具。真正的、全面的、自由发展的人，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很难普遍地出现。
出路在哪里?
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方向。他把人类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不得不进行物质生产的领域，叫做“必然王国”。在这个王国里，人受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双重制约，是不那么自由的。
而把“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的领域，叫做“自由王国”。这个王国，只能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彼岸。意思是说，只有当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人们只需要花很少一点时间就能满足全部生存需要的时候，真正的自由王国才会开始。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扩大这个“自由王国”的基础。这不仅仅是多生产一些东西，更是要改变生产东西的方式和分配东西的方式。
最核心的，是要逐步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占主导的格局，让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成为主流。让劳动者不再是单纯的出卖者，而能参与到生产的管理和成果的分配中来。这样，劳动创造的财富才能更多地用于改善全体劳动者的生活和发展的条件，而不是只流进少数人的口袋。
教育不能只是培养劳动力，更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要让农村的孩子、工人的孩子，和城里的、富人的孩子，有相对平等的机会去发展自己的潜能。医疗、住房、养老这些基本保障要筑牢，让每一个人无论贫富，都能免于生存的恐惧。
这个过程，就是不断缩短所有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所有人的“自由时间”的过程。让每个人都能从生存的重压下直起腰来，有时间、有精力、有资源去发展自己的兴趣和才能，去参与公共事务，去享受艺术和科学，去思考生命的意义。
这条路，就是一条从“生存”走向“生活”的路，一条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路。这条路很漫长，会遇到各种阻碍和曲折。但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只要大多数人的心是向往这个方向的，就有理由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因为，让所有人都能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这才是一个像样的社会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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