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禄在莫斯科红场
在苏联的留学生涯
一列绿皮火车，载着200多名中国留学生从北京出发，蜿蜒着穿过东北平原，越过西伯利亚，朝着遥远的莫斯科驶去。
1951年夏，彭士禄从大连赶到北京，参加留学考试，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入选留苏学生名单。此前在延安时，他错失了去苏联留学的机会。这回凭着自己的努力，他终于争取到了去苏联学习的机会!
经过长途旅程，留学生们来到了莫斯科。莫斯科的夏天，美丽而迷人，连从白杨树上飘落的树叶，似乎也变成了翩翩飞舞的蝴蝶。
人生真像一场梦。当彭士禄在幼年流浪和被囚时，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能踏上苏联这片红色土地，成为一名留学生!他父亲两次远渡重洋到日本留学，在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今，自己到第一个诞生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来留学，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将来学成归国后，更好地为新中国建设服务——子承父业，他们父子俩留学的地方虽然不同，但目标是相同的：前辈们打下了江山，就要由后辈们来保卫和建设。
这一年，彭士禄25岁。
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彭士禄等几名学生就被送到了喀山，学习了一年的专业俄语后，进入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后来，他们又转到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继续学习。在5年的学习时间里，彭士禄除了担任中共留苏学生党支部书记，做好党的工作，他就像一块海绵，如饥似渴地在科学的海洋中，拼命地吸收着各种现代科技知识。学习起来，他简直没日没夜、废寝忘食，大有古人凿壁偷光、悬梁刺股的求学精神。
彭士禄深深地明白，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亟须科技方面的人才，亟须他们这批年轻人学成后回国来填补科技领域的空白。新中国的人民，是在节衣缩食地培养人才呀!那时，国家每派一名留学生所付出的费用，相当于国内20多户农民全年的劳动收入;每培养一名留学生的花费，相当于培养国内20多名大学生的花费。
“在苏联留学时，我从未在晚上12点前就寝过，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了呀!单是化学课，就有普通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工业化学等课程。我记得，当时苏联教授每教一节课，中国要另付80卢布的报酬。”讲到这里，彭士禄用潮汕话动情地说道，“80卢布啊!这是老阿妈用血汗钱叫儿崽上洋学堂哩!我们能不努力认真学习嘛!”
是啊，彭士禄的这种想法，也是当时所有留苏学生的共识。
“按理说，彭士禄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他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革命经历丰富，也为革命做出过贡献，凭着他父母的名声，凭着他的资历，只要完成自己的学业，在国外镀镀金，回国后就会有不错的前程。”彭士禄的同学阮可强说，“但他完全不是这样。他从不陶醉在父母的光环之下，也不躺在自己的资历经历上得过且过，而是拼命学习，想学好本事，报效祖国。”
“对，彭士禄那时就讲过，他不能忘记周恩来总理对他的教诲，不能忘记老百姓对他的养育之恩。他的学习，是怀着对老百姓的感恩之情，怀着对新中国的热爱之情，怀着学成后建设祖国的强烈愿望。”彭士禄另一名同学韩铎说：“他这个人，不是官场上那种投机取巧、左右逢源的人。说白了，他其实就是一个脚踏实地、品质高尚、卓越优秀的科学家!所以，他在同学群里享有很高的威信，很受大家的敬仰和尊重!”
有志者事竟成。1956年7月，经过5年的专业学习，彭士禄以优异的学习成绩、优秀的毕业论文，从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毕业，并获得“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
彭士禄在成长过程中，由于长期处于危险和动荡之中，只能零零碎碎、断断续续地读书学习。儿时躲在潮安，潘姑妈送他到学堂读了半年书;从监狱出来被祖母带到香港后，他在教会学校读了几年书;来到延安，他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少年班、延安大学的学习时间也不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大连大学的学习，也多带有进修性质。所以他一直没有一个正规学校的毕业证书。直到来到苏联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他才静下心来系统学习了几年。求学期间，他共修了36门课程，除3门成绩为合格外，其他33门课程成绩均为优秀，3门实践课程也是优秀。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本科毕业文凭。1998年3月，俄罗斯教育部门专门查阅了他的学习档案，并给他发来一张证明书，承认当年应授予他工程硕士学位。
学成时，彭士禄已经31岁了。按理说，他学业已成，应该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了。这时，他的同龄人大多早已结婚成家，孩子也满地跑了，而他还是个大龄的单身汉。正当他准备回国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改变了初衷，又留在了苏联。从此，他与一项神秘的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为之奋斗终身。
一切服从祖国需要
“彭士禄，刚才中国大使馆来电话，叫你马上到那里去，他们有事找你。”这天，有人突然通知彭士禄，叫他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他们没讲有什么事吗?”正在打点行装准备回国的彭士禄，闻言感到有些诧异，“前不久我还跟他们汇报了，学校举行毕业典礼后，我们就准备回国呢!”
“电话里他们没讲，你去了就知道了。”彭士禄只好放下行李，和另外几名被点到名的同学赶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都这个时候了，叫我们到大使馆干什么呢?”一路上，彭士禄心里不断地犯着嘀咕。他万万没料到，这次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又将改变他人生的轨迹!
原来，就在彭士禄他们在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习期间，继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扔下原子弹后，发生了一件令整个世界震惊的事情!
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
1942年5月，美国第一个核反应堆启堆试验成功后，接着在爱达荷州用核反应堆发电获得成功——令人瞠目结舌的是：1954年1月，美国人建造的“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将核反应堆装在了潜艇上。这艘潜艇下潜深度达200米，水下排水量达4000余吨，主机功率达15000马力，水下最大航速达25节，是普通潜艇航速的1倍多!它自下水试航到第一次更换燃料，累计航行了6万余海里，这航程相当于环绕地球赤道两圈半!而所消耗的核动力燃料，只是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如果以柴油为燃料，则需要90节铁路油罐车进行运输。
不可思议，简直匪夷所思!
“鹦鹉螺”号核潜艇远航成功，再加上它后来与导弹联姻的消息一经传出，说句有点夸张的话，不但整个海洋，甚至整个地球都情不自禁战栗起来!
核能的威力巨大，世界各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争相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核技术和原子弹的研究和试验：美国成功爆炸了氢弹，英国成功爆炸了原子弹，苏联成功爆炸了氢弹，苏联的第一座核电站建设成功……说来也巧，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地质学家在广西富钟县山区，采集到了中国第一块高品质的铀矿石。
1955年1月15日，当这块非同寻常的铀矿石被送到北京后，毛主席异常重视，立即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书记处的领导听取了李四光和钱三强两位科学家的汇报，进一步了解了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国际上核物理学的研究和发展情况，以及我国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初步研究。会议作出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要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单单有了铀矿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相当的技术储备和研制设备，最重要的是要有这方面的人才!可这时，我国的大学里还没有设立核技术专业，所有科研机构里也没有这个研究项目。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开始在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创建核技术专业。到20世纪60年代，我国才逐步培养出自己的核技术专业的学生。也就是说，在原子能领域，当时的中国还是一片空白——怎么办呢?
那只有一条途径：就是尽快吸引和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党中央作出我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后，当时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国防部副部长陈赓，正要率团到苏联访问。临行前，周恩来专门召见了他们，指示道：原子核动力是当今世界最热门的新兴学科，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作出了未雨绸缪的决策，我们一定要尽力弥补这一领域的空白，你们到了苏联，争取他们能给我们一些技术上的帮助;还有，为了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你们到了莫斯科，要从我国留苏学生中，挑选一批人改学原子核动力专业。
如此，聂荣臻和陈赓到了莫斯科后，立即和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同志会商，确定了留苏学生改学原子核动力专业的人选。
当彭士禄和阮可强、韩铎等几名同学匆匆赶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后，陈赓立即接见了他们。众所周知，陈赓一贯是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和彭士禄等人一见面，他没有任何客套，开门见山就对他们说：“你们都是留学生，知道反应堆、原子能、核动力，是什么玩意儿吗?”说完，他首先就把目光投向彭士禄。
“没学过。”彭士禄回答，“但我知道，这些都是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技术。”
陈赓点点头，神情严肃了起来，认真地说：“不错，靠这些最新科技。美国和苏联都造出了原子弹，美国还造出了核潜艇，苏联大概也造好了。我们必须急起直追。中央有个决定，要让一批留学生改学原子能、核动力等专业，我们在这方面舍得花本钱。你们愿不愿改行?”
“当然愿意，只要祖国需要!”彭士禄抬眸，正和陈赓希冀的目光碰在一起，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坚定地给出了答案。
“只要祖国需要，我们也愿意。”阮可强、韩铎等几名同学也异口同声地表示道。
临走时，聂荣臻热情接见了他们，勉励他们在苏联要好好学习，将来能担当起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重任。
从此，彭士禄的人生就与中国的核动力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彭士禄虽然是学化工机械专业的，但他知道：在当时，原子弹、核动力这些学科，是世界各国都感到神秘至极的领域，被认为是高不可攀的险峰，但它们却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让一国能在国际舞台上说话的资本。现在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挑选了他们，这不单是祖国对他们莫大的信任，更是祖国人民赋予他们的一项庄严的使命啊!
彭士禄等人转行到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的手续，由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负责协调办理。他们成为新中国首批学原子核物理专业的留学生，中国将来的安全和发展重任，也落到他们肩上了。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时值初冬，这是莫斯科难得的一个好天气。早晨，阳光从裂开的云缝中透射下来，映照在皑皑的白雪上。莫斯科大学主楼的那颗红星，在阳光下闪烁着熠熠的光泽。
这一天，是全体中国留苏学生一个盛大的节日。天刚亮，留学生们就从四面八方匆匆赶往莫斯科大学。昨天，各个学校的留学生得到学生会通知，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要在莫斯科大学礼堂看望和接见他们。
原来，1957年11月1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纪念日。苏联政府邀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政府、政党领导人参加庆典。毛主席应苏共和苏联政府的邀请，率团来到了莫斯科。在与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举行会谈、参加了他们隆重的庆典后，毛主席抽出时间，要在莫斯科大学接见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和各单位的中国实习生。
彭士禄他们得到这个喜讯后，激动得夜不能寐。特别是阮可强、韩铎、华戈旦他们，更是异常兴奋。那天晚上，他们在寝室里谈论到很晚。谈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力挽狂澜，谈他在长征中的四渡赤水，谈他在抗战中的《论持久战》，谈他在解放战争中与八百万国民党军的大决战……
好啊!明天就可以见到这位缔造新中国的人民领袖了!
莫斯科大学位于列宁山。天刚亮，彭士禄一行就匆匆往那里赶去。莫斯科大学门前早已人山人海，群情激昂，留学生们和实习生们正排队查验身份，等待有序入场。
彭士禄抬头，望着莫斯科大学中央大楼上那颗红星，不由陷入短暂的沉思。
在紧张的日子里，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一转眼，彭士禄他们到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已经一年多了。这期间，正是中苏两国的“蜜月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是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并肩战斗的战友，两个国家处在同一个阵营，信仰同一个主义，同样在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共同在对付咄咄逼人的西方帝国主义。两国如此亲密的“同志加兄弟”关系，也为彭士禄他们在苏联留学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既来之，则安之。
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期间，苏联教师和专家对中国留学生毫无保留，关怀备至。课堂上，老师们竭尽所能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中国学生。从原子核物理基本原理，到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他们循序渐进，谆谆教诲，逐渐把学生们带进神秘的核能领域。几十年后，彭士禄还记得，给他们讲量子力学、中子物理、反应堆原理、反应堆工程课程的，是一位叫巴吉的教授;给他们讲传热学、材料学、热能动力学、反应堆控制课程的，是一位叫索娜科娃的女教授。单是物理、核动力的基础课程，就有20多门。彭士禄他们努力啃着这些深奥的课程，就像蚕儿啃桑叶一样，夜以继日不停地啃噬着，让自己有足够的能量慢慢成长，然后能够结茧成蛹，最后破茧成蛾。
为了增加中国留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实践知识，学校还请了不少核物理研究所的专家来授课，给他们讲解核能在实际应用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老师们还带领留学生到莫斯科附近的原子能研究所，去参观奥布灵斯克核电站。这是苏联建造的第一座石墨轻水堆核电站，也是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在那里，彭士禄仿佛走进了一个神奇的迷宫，他目不暇接，大开眼界，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核电站，没想到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发电方式!它的宏大、壮观、神奇、威力，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这次参观，给彭士禄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几十年后，他对笔者讲道：“我们的国家，那时实在太落后了，连水力发电、火力发电都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想到人家已经实现用核能发电了!当时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掌握这门技术，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建起核电站来呢?”
为了实现在祖国的土地上建起核电站的夙愿，彭士禄为此付出了自己全部的青春、热血、精力和智慧——当然，这是后话了。
太阳渐渐升高，大家开始有序入场。彭士禄随着人群，进入莫斯科大学宽敞的礼堂。这个礼堂能容纳2000多人，不到半个小时，就坐满了，最后到来的人，只好站在礼堂后面和两边的过道里。
1957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大学礼堂与中国留苏学生见面
少顷，台上突然传来主持人的声音：“同志们、同学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毛泽东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与大家见面!”大家一听，激情难捺，一下全都站了起来!一瞬间，雷鸣般的掌声就响彻整个礼堂。
毛主席穿着灰色的中山装，健步走上台，满面笑容走到台前，不断挥手向台下的同学们致意。紧随毛主席出现在台上的，还有彭德怀、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稍后，毛主席缓缓走到中央麦克风前，整个礼堂里一下就安静下来，接着毛主席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讲话：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接着，他又讲道：“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
会场不时响起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毛主席再接着讲道：“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最后，毛主席再次祝贺大家，向大家说，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的这次讲话，不但鼓舞和激励着留苏学生，也勉励和鞭策着所有新中国的青年人。他这次讲话中的不少经典段落，后来成为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至理名言。
“一个伟人，和普通人的格局就是不一样。毛主席的讲话言简意赅、气魄宏大，既深刻明了，又十分风趣。”时隔几十年，彭士禄对当时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念念不忘。
(本文原载中国编辑学会 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的《特殊使命 彭士禄》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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