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7日下午，习近平来到梅州叶剑英纪念园，在参观叶剑英纪念馆、叶剑英生平事迹陈列时强调：“我们今天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建立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打下的江山、攒下的家底之上的。要结合党史宣传教育，讲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专门去卢沟桥参观了抗战纪念馆，收获很大。里面陈列的就是英雄的故事，领袖的故事，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日的故事。
9月3日我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大气、豪迈的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大会，阅兵仪式威武雄壮、震撼世界。
讲到抗战胜利，我们想到的第一人就是毛主席，以及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毛主席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才是取得胜利的关键。毛主席是定海神针，起到了对全民族抗战的思想指引和政治领导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主要靠的是什么？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不妨看看日本史学家是怎样分析的。
日本史学家井上清说：“甲午战争日本之所以战胜，是因为日本的对手是满清腐败皇帝；在侵华战争中，国民党那点武装，对于日本军力固然算不了什么，可是有了民族统一战线，发动了中华民族，日本有了对手，事情就不好办了；日本没有败给蒋介石，却败给了中华民族。”
蒋介石在抗日中是怎样表现的呢？九一八后是妥协退让，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1.9万人发动事变，东北军19万人不战而退。10倍之差的兵力，硬是看着日军3天占领沈阳，一个多星期控制辽宁，3个多月控制东北三省。七七事变后被迫抗日，有一段积极抵抗，武汉会战后又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了。蒋始终以维护其独裁统治为核心，甚至与日军进行秘密勾结对付共产党。直到1941年12月9日在美国对日宣战后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这时距九一八日军武装侵华已经10年过去了。
早在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就发布了由他亲自起草的《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这比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要早9年。
可见井上清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日本确实败给了毛主席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全民族抗战。全民抗战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这是胜利的根本。
毛主席在领导全民族抗战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重点理解。
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日本败给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么，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抗战又是怎样实现的呢？是在毛泽东正确思想和路线指引下建立和形成的。
我们回顾一下这个过程，首先要说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我们都知道，但过去知道的内情甚少，我学习了《毛泽东年谱》才更清楚毛主席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它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而毛主席在其中展现的战略远见、灵活策略和卓越才能，是促成事变和平解决、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关键。
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毛主席便积极着手对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政力量，特别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进行统战工作。
毛主席多次分别写信给张学良和杨虎城，还多次派遣专人与他们联络，商讨合作抗日。
1936年1月，毛泽东起草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阐明愿同东北军首先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其后，他指派李克农等与张学良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其实张学良的家恨国仇，于公于私他是支持抗日的，于公他是东北军的统帅，日军占领了东北，于私有杀父之仇。1936年4月9日晚，在肤施 (延安)，周恩来与张学良秘密彻夜长谈，张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同意互不侵犯、互派代表。
毛主席党中央根据形势变化，将“反蒋抗日”的口号先后改为“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到1936年下半年，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了敌对行动，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杨不再“剿共”。西安事变的发生，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统战的结果。
为什么张学良、杨虎城走上了联共逼蒋抗日的道路，原因主要有三条。首先，张杨都是爱国将领，不愿意当亡国奴；第二，他们在“剿共”过程中吃了不少败仗，东北军是三战三败，损失很大，因为他们不是蒋介石嫡系，蒋又不给他们补充，实际在消耗他们，而且他们认为红军是不可能被消灭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毛泽东的统战工作，他们认为共产党是坚定抗日的，是拯救中华民族可信的盟友。所以他们苦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等，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致电邀请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当时局面极其复杂，如何斡旋实现和平解决，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总方针。
12月13日，毛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因为西安事变很突然，情况还不太清楚，有待进一步了解和观察。毛主席首先发言，最后又作了结论。他断言：“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应明白表示拥护。”“我们在政治上的步骤，应使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物在行动上和组织上与我们一致，要派重要的同志去做工作。”张闻天、张国焘等九人也发了言。毛主席在作结论时，针对张国焘“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的说法，毛主席强调：“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的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
同日，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赴西安，代表中共参加谈判调停，
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就“兵谏”后西北的局势陈述了四条意见，并告之“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商议尔后大计，请派飞机来肤施接。”
12月15日，周恩来率领18人从保安出发骑马去肤施，180里路程，用了两天时间，16日晚到达肤施城外。
12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张、杨，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下设东西两集团军，刘峙、顾祝同分任司令，本日轰炸了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
12月17日，日本外相声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也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
周恩来12月17日下午乘张学良的飞机抵达西安，傍晚与张学良会谈。周恩来表明，毛泽东和中共的态度是保证蒋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障。并和张学良商定了同宋子文谈判的五项条件。会谈后，周恩来连夜将情况电告毛泽东并中央。
18日，周恩来又两次给毛泽东并中央发电报告情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这些都为毛主席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况和建议。
同日，蒋介石态度由硬变软，企图恢复自由，转取调和。
毛主席党中央接到周恩来报告的情况后，于18日致电国民党中央，表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呼吁国民党：“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19日，毛主席在讨论解决西安事变基本方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报告和结论。他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我们必须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盲目的拥护蒋个人而不问抗日是完全不对的。”他接着说：这次事变“能更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光明的一面。”当时，苏联《真理报》两次发表评论，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造成的。毛主席不同意苏联的这种说法，指出：“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他坚持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他在作结论时明确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当时的情况是复杂且紧迫的，南京亲日派何应钦等想借此制造内战，这是主战派的目的。主和派宋子文、孔祥熙和宋美龄一心救蒋，反对武力讨伐。当时宋美龄是清醒的，为救蒋，她在给蒋的信中写道：“宁抗日勿死敌手”。
毛主席为和平解决事变，运筹帷幄，进行了密集的决策和指挥。其间，与身处西安一线、直接负责与张学良、杨虎城及宋氏兄妹谈判的周恩来之间的电报往来，尤为关键和频繁。
根据形势的变化毛主席起草并发出了大量电报，仅在12月19日这一天，毛主席就起草并发出十四份电报，其中发给周恩来有十一份。这些电报通报了中央的决定并提出具体的工作部署。发给在前线指挥军事的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有两份，命令他们率领野战军急行军直达长武待命，并派八十一师和二十八军开赴延安接受任务，给张杨以实际的援助。还致电在南京的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当时潘正住在宋子文公馆里。这是因为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急于了解中共的态度，经宋庆龄的介绍，潘汉年从上海到南京住进了宋公馆。他接到毛主席19日的密电后立刻交给了宋子文。他还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特殊身份，从旁支持宋美龄等力排众议，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
宋子文、宋美龄分别于12月20日、22日飞抵西安。
12月20日这一天毛主席又给周恩来发了三封电报。
12月23日，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中共代表周恩来三方开始谈判，宋氏对毛泽东共产党的主张和不计一党之私的磊落与胸怀，感到十分意外并赞赏。24日宋美龄也加入了谈判，三方达成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5日释放了蒋介石。
毛主席在西安事变前后展现出的深远战略眼光、灵活务实的策略、卓越的统战艺术以及对复杂局势的掌控能力，是他指导这一重大事件顺利解决的核心所在。他既在原则上坚定不移，又在策略上极度灵活，最终引领时局实现了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伟大转折。
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西安极为复杂的环境中，机智地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方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谈判创造了良好条件，成为扭转乾坤的功勋人物。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高了中共的地位。为毛主席主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国共两党，还包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民族、宗教界、海外华侨以及社会各阶层，真正实现了全民族的团结抗日。
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抗战胜利的主要逻辑是这样的：没有毛主席的统战工作哪能使张学良、杨虎城不再“剿共”并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张、杨的不“剿共”，哪能引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没有蒋介石来西安逼迫两位将军继续“剿共”哪能有张杨的西安“兵谏”？没有中共参与和平解决西安“兵谏”哪有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没有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毛主席共产党发动领导的全民族抗战哪能战胜日本军国主义！
毛主席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其重视，1937年还曾题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万岁！”
二、毛主席发表《论持久战》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对于抗战的进程和前途，国内存在“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观点。为了阐明持久战的问题，坚定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毛主席结合实际，总结全民族抗战八个月来的经验教训，撰写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系统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深刻揭示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
1938年5月，毛主席发表了《论持久战》。这部著作处处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唯物主义，而更伟大的智慧在于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彻底批判了“亡国论”与“速胜论”的错误，为中国抗战指明了正确道路，大大提高了人们坚持抗战的信心。
这部著作，不仅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而且还有力影响了国民党高层和众多高级将领的抗战认知。据程思远回忆：毛主席《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做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还有陈诚、卫立煌、傅作义、蒋经国等国民党高层都研读过《论持久战》，并为其预见性和说服力所折服。
据说，在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等的案头上，都放着英文版的《论持久战》。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只看了一遍《论持久战》，就认定这是一部“绝妙的教科书”，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浴血奋战、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认定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在苏联，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读完《论持久战》后，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署名文章，高度赞扬毛泽东：“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论持久战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并对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苏共领袖斯大林的案头上也同样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论持久战》的文稿。
这就进一步证明，毛主席的思想理论指引和政治领导对抗战胜利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博得了愈来愈多的人的钦佩与尊重，毛泽东的威望越来越高。
196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时，一直跟随毛主席浴血征战的叶剑英元帅曾写七律诗一首:《重读〈论持久战〉》，诗曰:“一篇持久重新读，眼底吴钩看不休。”
三、毛主席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毛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领导全党在抗战中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1、最早提出抗战主张；最早组织抗日武装。
2、提出持久战理论，为中国抗战指明方向。
3、倡导并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团结抗战的核心力量；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
4、领导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发展人民武装，以非凡的胆略和坚定无畏的革命精神深入敌后，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给日本侵略者以越来越沉重的打击，敌后战场也由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作战逐步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为支撑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难怪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佐山崎重三郎说：“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
5、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确保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1937年八路军、新四军总计9.2万人。1945年抗战胜利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总数约132万人，民兵268万余人。
6、斩获辉煌战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敌后战场抗击着约60％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面对日军“扫荡”“清乡”等残酷攻势，始终顽强坚守，大幅减轻了正面战场压力。
1937年9月至1945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军民共作战12.5万余次，使日伪军总损失171.4万余人，创建了抗日根据地19个，解放了国土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亿，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评价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为庆祝抗战胜利，毛主席欣喜地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人民真切的看到了：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的是毛主席共产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的也是毛主席共产党；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的还是毛主席共产党。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但不反省历史罪责，竟然发表涉台露骨挑衅言论，对其战争叫嚣，我方必将迎头痛击。
二战结束后，因美国的一己之私，未能彻底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责，为军国主义的复活留下了隐患。
1956年10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谈时，苏加诺问：“日本人口多、土地少，会不会向外侵略？”毛泽东说：“这要制度改变以后，才能解决。想侵略的不是人民，而是垄断财团。日本扩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印尼驻华大使问：“日本人脑子里的想法同过去是否有改变？”毛泽东说：“不见得有很大改变。比如我们放回去的人，还有很多是旧脑筋，不承认失败，复仇主义还很厉害。”
毛主席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今天还在蠢蠢欲动。
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深知，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这就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
勿忘历史！今天，我们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淬炼钢多气足的一流军队，震慑任何帝国主义的挑衅，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亚太和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久的将来，也许我们一觉醒来，五星红旗已经插上了宝岛台湾，祖国完全统一，那时人们会情不自禁涌上街头，喜贺神州归一统，共襄盛世庆昌隆。
我们纪念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就是要缅怀先烈，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庚续红色血脉，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进。
山河永远铭记那些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的英烈，永远缅怀带领亿万民众抗日到底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作者简介】
张殿阁，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警卫服务工作，中智集团（中央企业）原副总经理。发表过《难忘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岁月》系列文章：《随卫毛主席南巡》《在中共十大开幕式上执勤》《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毛泽东改变世界格局的一盘妙棋》，以及《怀念周总理邓大姐》等等。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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