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三昧

第6版(读书天地)
专栏：书里书外

　　中山三昧
　　卞毓方
　　孙中山是1909年5月19日从新加坡乘船赴西洋，为他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业筹募军饷，截至1911年10月10日，已在海外游说公关了两年又五个月；关于他在武昌首义之际的行踪及表现，我手头计有三种版本。
　　其一，尚明轩主编的《孙中山的历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记叙说：
　　武昌起义当天，孙中山正从美国西海岸乘火车东上，第二天，抵达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城。由于旅途疲劳，是晚睡得很死，第三天，也就是10月12日，傍中午了，他才起床去餐厅用膳，路经回廊报摊，顺手买了一份报纸，这才晓得国内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其二，陈廷一撰写的《世纪伟人孙中山》（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则描绘：
　　中山彼时已抵达英国伦敦。10月12日傍晚，他同友人去一家饭店就餐，途中购得一张报纸，才获悉“武昌已被革命军占领，革命政府宣告成立”。中山喜不自禁，多年的艰辛，顷刻一扫而光。
　　“今天我请客。”他对友人说。
　　“要请就必须去高档餐馆。”
　　“那当然啦！”
　　于是，一行人改奔杨氏饭店。这杨氏饭店，乃伦敦当日的“长城”、“昆仑”、“王府”，寻常老百姓不敢问津。中山率同伴昂然直入，据中落座，大声点菜。等了一歇，邻桌有比他们后来的，菜肴倒先上了，他们面前，却还空空如也。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山先生拿过餐刀，在盘子上“当、当、当”一阵猛敲。餐厅经理闻声跑过来，问贵客有什么吩咐。
　　中山两眼望天，一脸庄严，说：“我们是来用餐的，不是来看别人吃饭的。”
　　经理赶忙赔不是，回头招呼堂倌用心侍候。
　　而唐德刚的大著《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则披露说，武昌城头枪响之际，中山的确是在美国的丹佛城，但不是刚刚由西海岸过来，而是久困于此。鉴于当年美国的华侨社会，既无“王安”，亦无“包玉刚”，普遍都是打工仔，收入有限，而中山的革命又是无底洞，无任多少钞票也填不满。那一段日子，中山实在已募化无门，甚至囊空见底，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迫于生计，他不得不暂时到一家华侨开的中餐馆打工。话说：
　　中山从报上得知“武昌暴动”，并没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他已领导过十次；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本人并无直接的联系。一天，当他正手托盘儿为客人上茶，突然有工友大声招呼：“老孙，你的电报！”中山接过电报，大喜过望。原来，这是黄兴在向他报告国内形势的最新进展，并敦促他尽快回国，以迎接“中华民国”的诞生。
　　三种今人的大作，塑造出三种不同的先贤形象，我相信每一种都有其“本”，绝不会是作者无中生有，向壁虚构。然而，究竟哪一种形象更接近先贤的真实？予不治史，不想为此去作博士论文式的考证。但是，如果一定要表态的话———我嘛，绝对理解第一种，十分腻歪第二种，而特别赞赏第三种。第一种属官方文书，宜载入正史，宜衍作佳话；第二种类似小报新闻，它很容易使人想到隔壁阿三中六合彩大奖后的那番神气活现；第三种为聊斋故事，民间传奇，不过，它却令我看到一个白手创业、艰苦打拼的硬汉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