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瞬间与历史的长河——关于《风风雨雨太平洋》的对话

第6版(读书天地)
专栏：

　　历史的瞬间与历史的长河
　　——关于《风风雨雨太平洋》的对话
　　刘白羽 郑伯农
　　郑：白羽同志，我认为您的创作领域很广阔，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传纪文学、诗歌……而给人印象最突出的是军事题材的作品。《长江三日》是诗人眼中的长江，也是军人眼中的长江。抗美援朝开始后，您多次到朝鲜战场采访。听说有一次吉普车翻了，您大难不死，说自己命大。现在，这场战争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为什么四十多年后，您要重新握起笔来，写一部关于抗美援朝的作品———《风风雨雨太平洋》？
　　刘：我的确钟情于军事文学，这与其说是个人爱好，不如说是历史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我有幸投身于其中，目睹许多可爱可亲可敬的战友在身边倒下，作为幸存者，我有义务把他们的英雄事迹写下来，让后人记住他们。这就是我写军事文学的最初原因。经历了纷飞的战火和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我逐步感悟到，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的辩证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战争固然残酷，它能够毁灭，也能够创造，一场大战争往往是大的时代转折的推动力量。这就是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没有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作为战争的亲历者和目睹者，我有义务写出战争的丰富内涵，让后人全面而正确地认识战争。至于说到军事文学，我只是一个执著的耕耘者，许多同志写得比我好。我读到一些年轻作者最近写的军事题材作品，有的写得很出色，很值得我学习。
　　抗美援朝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五十年前，一个寒风凛冽的深夜，我站在鸭绿江边，大火冲天，染红了整个天空。今天，这火光还在我的眼前闪烁。在我的心灵里，这是罪孽残暴的邪恶之火，又是几十万鲜血与白骨染红的圣火。我们不能忘记这场战争，要让世世代代记住这场战争中我们民族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弘扬这种精神。这就是我要写《风风雨雨太平洋》的原因。
　　郑：我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风风雨雨太平洋》和您过去的作品不大一样，有新的视角、新的风格。您的自传体作品《心灵的历程》最后一章叫“永恒的大海”，《风风雨雨太平洋》又以海洋为题目，最后也是写到大海。书中主人公王亚芳和于飞对话时说，“我们不要一个不太平的太平洋”，“我们要一个真正太平的太平洋”。他们希望流入太平洋的河流，都能成为“纯洁、神圣的河流，都能沐浴出一个可敬可爱的太平洋……清风细雨的太平洋。”我想您是从这场战争而想到整个人类的命运。
　　刘：是的。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今天再写，应当有更新一层的理解。如果只是一般地写“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写战争的过程，写如何运筹帷幄，决胜疆场，那是很不够的。我给自己定下这样的目标：要从人类历史、人类哲学的高度透析这场战争，写出生活中的哲理，写出战争中人的灵魂，而且它影响着几十年后人的善和恶。战争是社会矛盾的产物，它是过去历史的延续，也影响到未来。《风风雨雨太平洋》在我的小说中是历史跨度最长的，从一百多年前华工在美国修铁路，一直写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不仅写朝鲜半岛上的战事，还回溯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展示了两国人今天的交往。把历史瞬间和历史长河结合起来，也许这样更能看清当年的那场战争。
　　战争是人力物力的较量，也是民心的较量，民族精神的较量。它检阅一个国家的国力，也检阅一个民族的精神。它能够扭曲一个人的灵魂，也可以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在我看来，作为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与我们不同，但美国人民、包括不少参加过朝鲜战争的普通士兵，他们的本质是善良的。他们讲民主、讲科学，守信用、重实际。当然，他们也有我们所不习惯甚至难以接受的地方。譬如自大、自傲，这些观念不但存在于上层人物之中，也深深影响了普通的美国人。我的小说写了于飞、王亚芳这样的志愿军英雄人物，也写了汤姆森、马丁这样正直而善良的美国人。他们之间的交往、情谊，代表着人类的未来。今天，太平洋还很不平静，有商贸，有友好往来，也有西化、分化的图谋，甚至军事威胁。对此，不能天真烂漫、掉以轻心。但是从长远看，决定人类命运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希望有一天，太平洋会变得风平浪静，水清如镜。
　　郑：读您的《风风雨雨太平洋》，感到这本书在艺术方法上有不少新追求。或者可以这么说，您在九十年代推出的两部长篇———《心灵的历程》和《风风雨雨太平洋》，都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且大胆吸收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段，是这样吗？
　　刘：我认为现实主义是发展的，同是现实主义大师，同是法国人，巴尔扎克和福楼拜就很不一样。我不赞成“他人是地狱”，不赞成虚无主义、唯我主义的哲学，但现代主义艺术中确有不少可取的东西。譬如“意识流”，其中就有很具表现力的东西，可以用它表达消极的内容，也可以用它表达积极的内容。《风风雨雨太平洋》确实借鉴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段，这是表达内容的需要。
　　我的这部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跨度，如果像编年史那样写下来，弄不好就会索然无味，首先会很冗长。我必须突破传统现实主义的框框，让它更自由，更舒展。这里，有现实，有历史，有直叙，有倒叙，有穿插，有跳跃，有人物的遭际，也有人物的遐想。故事是从于飞应汤姆森之邀访美开始的，他要去美国找回祖先于虎的尸骨，运回祖国安葬。后来故事从九十年代跳回到五十年代，从美国跳回到朝鲜战场，又回溯了十九世纪中叶华工在美国的艰苦拼搏。我有意让时空交错，让战争与和平交错，让不同年代的生活图景交错，这样，才能更自如、更有立体感地表达生活的意蕴和哲理。写完这本书，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觉得我找到了我所要表达的内容的形式，把我想要倾吐的东西痛痛快快地“吐”出来了。是否成功，让读者去检验吧！我自己，则觉得比较满意。照我的理解，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忠于生活，从生活出发。至于怎么表现生活，要看内容的需要，完全可以多种多样。如果把现实主义比作大海的话，它完全可以也应该“海纳百川”。
　　郑：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五十周年。您的这部书，是献给这个有意义日子的一份珍贵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