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留存至今的“文化活化石”还能陪我们多久 守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第8版(人文社科)
专栏：

　　千百年留存至今的“文化活化石”还能陪我们多久
守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卢新宁
　　没想到在花草明丽的昆明，竟会有如此多的焦灼和忧虑。整整4天的会议，16个省市的有关部门代表沉浸在这样的焦虑中，只因为这次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共同举办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立法工作座谈会”，涉及了一个让人沉重的话题———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调研报告、各省市自治区的告急汇报、国家有关部门的工作报告，座谈会上那些激动的话语汇成一个令人忧心的信息：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形势严峻。千百年留存至今的民族民间文化，正面临消亡的危险；曾滋养过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历史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已到了重要关头。
　　这确实是一个让每一个中国人为之警觉的话题。
　　改善“文化活化石”生存困境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活”在今天的传统。具体来讲，它既指有形的文化遗产，如传统工艺美术制品、民间艺术作品、服饰器具等；又指无形的文化遗产，如传统艺术技能、传统工艺技能、民俗技能等。千百年来，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以绵绵的生命力，跨越时空，延续至今，被誉为“文化活化石”。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民族民间文化整理研究和发展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国家设立了众多研究机构，许多省市区都成立了专门的民族博物馆或少数民族文物展室。文化部还对民间艺术保护工作突出的地方，进行评选和命名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文化部等多个部门开展了10部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撰工作，唤起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文化系统5万余人的参与，经过十多年全面深入的搜集整理，抢救了为数众多的文化遗产，已经出版的165卷戏曲民间舞蹈受到国内外的关注和好评。国家轻工部门也曾制定颁布了单项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拯救发掘了一大批传统工艺美术，评选了一批全国工艺美术大师，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已远远跟不上形势的急剧变化。活态的民族民间文化，在现代化的步伐里日渐式微：各民族被誉为民族民间文化“活的图书馆”的民间艺人多已年逾古稀，或相继去世；不少青年对民族传统和民间艺术了无兴致，导致民间文化后继乏人；大量民间工艺逐渐失传，许多传统礼仪习俗濒临绝迹……仅仅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立法工作座谈会”所提供的材料中就可窥其一斑。
　　6家昆曲院团曾经在一次座谈会上大声疾呼：昆曲已到存亡之秋，如不扶持将可能消亡。这6个院团在编的700人中，老的年过五旬，小的20多岁，中间断层严重；江苏省昆曲团一共91人，30岁以下的只有2人，还包括一个炊事员。清末能演800出的昆曲，而今曲目丢失严重，能唱者不过百出。
　　丝绸织锦、陶瓷、漆器，向来是我们这个东方古国的骄傲。但这些曾被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宝”的民族民间工艺，却共同面临困境。
　　代表着古代最高织锦技术水平的南京云锦，商周时即为宫廷御用，1956年周总理曾专门指示“一定要把云锦继承下来发扬光大”。80年代初，南京云锦研究所因完美复制了马王堆薄如蝉翼、轻如烟尘的素沙蚕衣，名噪一时。但如今其最关键的挑花绝技已失传，研究所生存困难。
　　在更远的南方，闻名天下的蜀锦如今只有一台机器还在运转，解放初期国家为保护壮锦建起的6个厂只剩其一，宋锦沦为裱画的边角料，都锦生的名牌含义发生变化……几千年流传至今的工艺空余绝响。
　　工艺美术品不同于一般工业产品，其价值主要不是工业价值，而是文化艺术审美的价值。但由于我们的税收政策对此未加区别，再加之工业美术企业在观念和管理上跟不上，使那些主要依赖手工业制作的微利产品生存困难。在无序的市场竞争中，传统的优秀工艺美术技艺举步维艰。
　　河南闻名遐迩的钧瓷、唐三彩工厂受假冒伪劣产品挤压，痛失生存空间，三个钧瓷厂全部解体。在西北乃至全国都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甘肃美术厂曾有玉雕、洮砚、剪纸、刻葫芦、皮影等10多个车间，拥有一批传统工艺美术方面的人才，目前只剩下一个裱画车间，其它或关闭或垮掉。
　　浙江的龙头工艺美术厂如今大都解体：曾经兴盛一时的萧山花边厂、台州绣衣厂、东阳木雕厂、宁波绣品厂已成昨日云烟。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山东博山陶瓷业和琉璃业，不得不抛弃传统技法，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就在此时，日本人却派人学走了我们的传统制瓷技艺，拿走了传统原料的配方和釉料，在国际市场上成为我们的强劲对手。
　　北京对于传统民间工艺品有这样一组数字：据有关专家统计，60年代中期，北京的民间工艺品有300种之多。而不久前重新统计，只剩下30多种，也就是说，北京的民间工艺十之八九已从这片土地上消失。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大都靠口传身授，因而艺人工匠的个人生存条件，是这些民间技艺存在的前提。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现存的大多数民间文化形式如说唱、谣谚、故事、剪纸、皮影等都不能带来经济效益，一些艺术大师只能勉强维持，更别说授徒传艺发扬光大了。
　　艰难的生存困境使得年轻一代望而却步。因为后继无人，随着老艺人工匠的过世，用不了多久，陇东皮影、桐乡竹刻、山东潍坊享誉世界的核雕、黄河流域独特的船夫号子，都将从我们的身边消失。
　　一些口头流传的文学作品、史诗流失更为严重。云南哈尼族能诵唱数万行史诗的民间艺人故去了，带走了这个民族曾经灿烂的篇章；黑龙江少数民族古老的英雄说唱“伊玛堪”、“摩苏昆”、“乌钦”，堪称史诗性杰作，但如今赫哲族伊玛堪的最后一位传人已经去世，鄂伦春摩苏昆的说唱者也只剩下一位。
　　令人心惊的是，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式微带有普遍性。全国人大常委聂大江沉痛地说，这些年调研中听得最多的词是“滑坡”。1998年的广西之行尤其让他终身难忘，那些六七十岁的老艺人的倾诉，让聂大江至今心绪难平。
　　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收集保护不力相对的，是研究经费的不足。黑龙江省社科院承担的“八五”国家重点课题《鄂温克文学》等学术著作完成后，一直因为交不起出版费而束之高阁；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故事家”称号的曹永玉，整理出来的故事至今无力出版。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专家学者奋斗多年写成百万字满族文化大观，成稿7年未能付梓……正如钟敬文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所说，伴随着我们整个社会发生的巨变，民族文化领域迅速缩小，大有日蹙百里之势。
　　警惕文化资源流失
　　就在我们的民族民间文化财产日渐消失之时，一些关注或觊觎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却开始涉足这块宝藏，伴随着旅游、经商、考察的脚步深入村寨乡间。不少境外人士，甚至一连十几年到大山深处的民族村寨“淘金”，兼收并蓄，收集或高价购买民族民间文化制品，在东北，日本人为系统掌握赫哲族的渔猎生活状况，一年四季扛着摄像机摄录赫哲人的生活劳作场景，在赫哲族的鱼皮工艺制作技术已濒临绝迹之时，重金采买赫哲人的渔笼、鱼皮服装、口弦琴等生产生活用品。
　　在西北，甘肃陇东的皮影剪纸，临夏的木雕砖雕，回族的刺绣，藏族的服饰，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制品大量向海外流失。西南一些村寨的民族服装中传世珍品已日益减少。外国人到云南探寻歌舞，从贵州的山沟里悄悄运走蜡染制品。唐卡、剪纸，甚至火镰，无不在收罗之中，其功夫之深令人心惊。
　　一些在国内已罕见甚至绝迹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遗产，竟出现在国外的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中。有1200年历史的河南朱仙镇年画，虽在我国面临绝境，但日本的学者却每年凭此攻读学位，民艺馆还每年召开中国年画的研究会。俄罗斯一家博物馆甚至根据收集的中国1300余幅民间年画，出版了朱仙镇年画画册。
　　中国是皮影艺术的发源地，眼下德国却成了收藏我国皮影作品最多的国家之一。满文古籍《尼山萨满传》的原本已无存，近年来却在德国被发现；纳西族的东巴经典大量流散海外，出现在20多个国家的研究机构。
　　文化的交流和资源的共享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的必然要求，但这种交流和共享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必须以尊重和维护各民族的文化权利为前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早在20多年前就为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制定了“保护民间文化、防止不正当利用及侵害”的条款。对此，我们也应该及早立法，保护我们珍贵的文化资源。
　　迎来依法保护的曙光
　　座谈会的闭幕式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范敬宜讲的一个故事令人动容。
　　一名侵华日军军官30年代在北平看京剧《霸王别姬》，当听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脸色为之大变，起身离席而去。有人问其原因，他说：“这是一个古老民族几千年灵魂的呐喊，闻之令人生惧。这样一个民族是很难战胜的。”
　　范敬宜说，江泽民总书记号召我们“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它存在于我们民族几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民族文化之中。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喜怒哀乐，一个民族的性格智慧、希望追求，无不鲜明地凝结在它们所创造的文化之上，其中包括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问题在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严重滞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郑欣淼讲道，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目前只有《文物保护法》。它明确规定的保护对象在形态上主要是指有形文物，基本未涉及无形文化遗产。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文化遗产”范围明显要小。
　　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司长贾明如说，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民族大国，我们不应在这个问题上落于人后。文化部这些年来一直酝酿为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寻找法律依据，并已经列入文化立法纲要。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更是热切关注此事，将其作为文化立法调研的重点项目，组织若干调查组，在许多省区进行专题研究，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1998年11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朱开轩率调查组对云南进行了专题调研，提出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立法工作“地方先行，云南先行”的意见，倡导走一条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相结合的道路，获得了积极回应。云南率先在全国迈出了地方立法的第一步。
　　昆明的4天会议中，让与会者感到欣慰的，正是这部云南省新出台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这个我国第一部关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地方性法规，经过14次修改，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范围、措施、经费、管理机构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规定。渴望在西部大开发的浪潮中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云南，用行动为中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带来一缕曙光。
　　而此时，贵州13个典型民族村寨成为“生态博物馆”的消息引起世界的关注；保存着中原古乐遗风的“南音”在福建泉州被列为孩子们的乡土教材；浙江对于吴越文化民间特性的研究取得不俗的成果；山西的“大院文化”以及“晋商文化”吸引了众多游客为之驻足……我们的耳边又响起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半个多世纪前所作的《中国民俗学运动歌》：“这儿是一所壮大的花园，里面有奇花，也有异草；但现在呵，园丁不到，赏花人更是寂寥！……”
　　但愿珍藏着奇花异草的大花园在我们的努力下永远万紫千红；但愿不远的将来，曾经寂寥的民族民间文化花朵被我们深深珍爱。
　　活灵活现的“捏面人”永远是让孩子们为之心动的街市风景。（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