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敢于监督”

第9版(民主和法制周刊)
专栏：法治论苑

　　谈谈“敢于监督”
　　舒颖
　　时下，“敢于监督”是不少地方人大公文、材料或人大代表公开讲话中常见的提法。笔者认为，这个提法值得斟酌。
　　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受它监督，对它负责。这一规定，明确了国家权力机关与同级“一府两院”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种监督的效力高于其他任何一种监督，这种监督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和保障。因而，这种监督不应该是“敢”与“不敢”的问题，而是一种法定的理直气壮的行为。
　　“敢于监督”提法是针对“不敢监督”而言的。一方面由于有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监督时习惯听命于领导，受“长官意志”制约，前怕狼后怕虎，怕得罪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另一方面，有些被监督者不习惯接受监督，把正常监督看成了添乱、找麻烦。在“一府两院”不能自觉接受和配合监督的情况下，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就只有鼓起勇气和胆量，才能“敢于监督”。
　　“敢于监督”这一提法的存在，反映了我国人大监督的效力与人民群众的期望值还有较大的差距。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要走出“敢于监督”的套子，就必须加大人大制度的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特别是被监督者的人大意识及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意识。在监督过程中，扎扎实实用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多在实质性问题上下功夫，真正把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静态权威变成工作中的动态权威，把缩手缩脚的“敢于监督”转变成理直气壮的必须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