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 曾国藩的媚外

第8版()
专栏：

读书札记
曾国藩的媚外
阿英
《津案始末》不但通过法国领事丰大业这样人物的行动，揭露了帝国主义凶恶的本质，同时也通过像曾国藩这样汉奸刽子手的无耻媚外形象，证实了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里所说的：“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真理。
当时身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当了怎样的脚色呢？在有关教案的书里，都没有比较明晰的交代。事实是，如果把他关于此案奏疏中伪装和替自己搽粉的部分去掉，突出本质的、主导的部分，那就很易于看出，他是从“汉奸刽子手”进一步做了“帝国主义的奴才”、“帝国主义的刽子手”。
第一，曾国藩完全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替帝国主义洗刷罪恶，做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曾国藩宣扬帝国主义是文明的、仁慈的，否认人民所遭受的帝国主义任何迫害，肯定“英、法各国，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其事”。说“确查虚实”的结果，人民所反对、所揭露的事件，“尽属虚诬”、“全系谣传，毫无实据”。并说所以产生这类“谣言”，是由于天津人民“积疑于衷，心怀恚恨”。一切都是冤枉洋人。奏疏里甚至透露着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丰大业打枪杀人种种不法行为，也都是受了老百姓的冤枉所激成，“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不平也”。一切责任，在曾国藩看来，全都应该由天津人民负责。他为帝国主义叫苦喊冤，解释误会，还呼吁朝廷，“明降谕旨，布告天下，咸使闻之”，以“雪洋人之冤”，而“昭明公道”。
第二，曾国藩为着帝国主义的利益，残酷的镇压天津人民的爱国运动，做帝国主义的刽子手。曾国藩对人民的态度，和对帝国主义，是完全相反的。他害怕人民，诋毁人民对帝国主义暴行的反抗是“刁风”，认为这种“刁风尤不可长”，是“浮嚣”，“其浮嚣固属可恶，而其积疑则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主张“捕拿严惩，以儆将来”。理由是：“在中国，戕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而对帝国主义者开枪企图打死中国通商大臣，企图打死天津县，打死了天津县的随从，却不但不谈“拟抵”（就是“偿命”），甚至连“微词”也没有。在曾国藩心目中，“外国人”是碰不得的，“外国命”是特别宝贵的。所以他愤愤不平，就残酷的帮帝国主义镇压天津爱国人民，竟判了二十五个人的罪，处死刑的十六名（一说：杀了十五个人，军流四个人，徒刑十七人），并把比较有正义感的天津府张光藻，天津县刘杰，充戍到黑龙江。真如曾国藩在奏疏里说的：“凡法国使臣所请，苟可依从，臣皆应允”，就是说，当帝国主义的刽子手，他也是心甘情愿的。
第三，曾国藩这样无耻媚外的罪恶行为，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公愤，迫使他不能不供认“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不可为人”。倭仁的“密疏”替张光藻打抱不平，就揭露了曾国藩因法国诬指张光藻等指使教案，将他们奏参革职，交部治罪，引起很大反响，说“中外公论，群起而非之”。朱孔彰《曾文正公别传》（《中兴将帅别传》卷一）虽竭力回护也无法把这一事件抹煞，只得指出“津民怨公”。就是为曾国藩捧场的小说《消闲演义》，也不得不写出天津人民竟因此“大哗”，都骂曾国藩“巴结洋鬼子”，“献媚洋人”“名誉大损”。这些，就迫使曾国藩不能不供认自己的行为是在“铸错”，所谓“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也即不敢完全按照帝国主义的意旨执行，以缓和人民对他的愤怒。至于写作诗歌论述这一回教案，对曾国藩进行指摘的，所见亦不少。流传最广的，有吴大廷《津门纪事诗》（《小酋膄山馆诗钞》三编卷下），他反对隐忍屈辱，说“世岂无韩（世忠）岳（飞），其如隐忍何？”指出帝国主义的贪婪狡狯本性：“他族惯要挟”，“夷情工反复”。但最表现了人民情绪的，却要推谢麘伯《南岳草堂稿》中的《庚午有感》
（《雪青阁诗集》不载）：
未必开边衅　求和杀匹夫
甘心效魏绛　传首谢单于
一掷愁孤注　中原失壮图
伤哉五人墓　夜夜有啼乌
这首诗反对开门揖盗，反对屈辱求和，反对偿命谢罪，反对杀害无辜，歌颂被杀害者为义士，矛头直指“魏绛”——汉奸刽子手曾国藩，卖国贼李鸿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