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能吃苦耐劳　又能联系群众 北京郊区农民赞扬下放干部真棒

第4版()
专栏：

既能吃苦耐劳　又能联系群众
北京郊区农民赞扬下放干部真棒
本报讯　“到咱们农业社里来劳动生产的干部真是好样儿的，守纪律，能吃苦耐劳，又能联系群众，一年半载以后，准保就像农民了。”这是北京市郊区农民对北京市下放干部的评语。
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向农民学习
记者最近访问了丰台、南苑、海淀、东郊等区，深深感到农民的评语是有道理的。据记者了解：北京市最近下放到郊区的一万多名干部中，大部分干部劳动生产的状况是令人满意的。他们下放之初，正是郊区农事繁忙的季节，特别是蔬菜生产合作社，各种蔬菜都快收藏了，需要收白菜、挖菜窖、打阳畦、晾粪、装粪，这一切，通常都是比较繁重的劳动。但是，许多下放干部以愉快的心情参加了这些繁重的劳动，社员干什么活，他们就干什么活，社员上工，他们上工，社员下工，他们下工，真正做到了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些人虽然在开始时也曾累得腰酸背疼，手上磨起了泡，脚跟裂开了缝，同时加上技术不熟练，干起活来有困难，但是他们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并虚心向农民学习，这些困难也就慢慢克服了。北京市供销合作社下放到西山乡的干部宋保森过去什么农活都没有干过，这次下去，开始刨白薯时，还没有刨上一分地，就累得腰也立不直，而刨出来的白薯，好多是半个或者一小块，他没有灰心，而是去看农民怎么刨。现在，他不仅会刨了，而且可以一连刨上二、三分地。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干部杨春荣，下放到红星集体农庄以后，遇有一点不懂的地方，都随时向老社员请教，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已经由一窍不通，变成一名够格的赶车把式。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下放到东郊区金盏乡的女干部，第一天摘棉花时，达不到定额，她们心里挺着急，第二天就比一般社员早下地，比第一天摘得多了，但还是没有达到定额，第三天中午也不休息，就超过定额了。相当一部分下放干部在经过一定时期的劳动锻炼以后，活计的数量和质量和一般社员已经不相上下。北京市供销合作社下放到西山乡的曹九文和社员一齐打阳畦时，普通社员一天打一个半，他也是打一个半；苏联展览馆干部贾柏林下放到门头村经过短期锻炼后，现在一天能刨九分多地白薯，和一般社员差不多。南苑红星集体农庄的一些下放干部，在半个多月当中，一般的都挣了二百多分，最多的达到三百分，和一般社员所得不相上下。这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不仅仅参加了繁重的劳动，即使对于一些知识分子从来就看不顺眼，认为太脏的农活，他们也是照样干。比如庄稼活离不了的“粪”，过去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一见到它，就会掩鼻而过，现在呢？有些人却整天晾粪、装粪，和粪打交道。海淀区下放到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的干部段瑞金、宋玉琳，下去不久，正逢社里晒大粪，他们就和社员一起把稀粪从粪坑里掏出来，再运到场地摊平晒干，晒了一天粪以后，衣服上都沾满了臭气，他们也渐渐习惯了。该社另一下放干部张国忠和社员一齐装干粪渣时，嘴巴和鼻孔里也飞进了一些粪渣，在这样情况下，他仍和社员一样干。
在农村安家落户安心农业生产
随着劳动热情的高涨，下放干部的出勤率也很高。丰台区许多人的出勤率达到百分之百，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有些人下去一个月当中，一天也没有缺勤。为了提高出勤率，安心在农村生产，许多人把家属接来，在农村安家落户。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直属单位有一个姓向的干部到西山乡后，将爱人孩子都带来了，他每天和社员一样，日出上工，日落收工，割稻时，晚上需要加班，他也和社员一样吃好晚饭后再下地，一直干到十点多钟。丰台区岳各庄也有十个下放干部在该庄安家落户。
当下放干部怀着满腔热情参加劳动的时候，社、队领导上特别注意了安排适合他们体力的农活，同时，在实际劳动中，又随时注意调整，避免下放干部过分劳累，但又得到应有的锻炼。丰台区中捷友好社先分给下放干部拣花生、掰玉米等较轻的活，然后再分配他们打场、种麦等较重的农活。东冉村乡有些队在挖白菜窖时，队领导上先叫他们挖土块，看看他们累了，就叫他们扔土块，再累了，就叫他们爬在菜窖上面把土块踏实，一会儿恢复了疲劳以后，又叫他们挖土块。社、队领导上这种亲切的关怀和照顾，更加鼓舞了下放干部劳动生产的热情。
自己动手解决困难和农民亲密无间
许多下放干部还克服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比如居住问题，郊区原来并没有多余空房，一下子下放了一万多干部，当然会发生困难；但是，许多干部克服了这一困难，有的住在队办公室里，有的住在社员家里，更普遍的是他们自己动手将社里空着的破旧的小屋重新修理。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青年队下放干部鄂丽泉起早带晚，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把一间四壁通风的房子修好了，虽然这座房子很矮小，但是他住得很满意。有些人早上没有热水洗脸，他们就用车到附近水井里推点水回来，洗洗脸、嗽嗽口就下地干活了。许多人改变了原来的生活习惯，最普遍的是，目前已由吃三顿饭改吃二顿干饭，以便适应农民的生活习惯和劳动时间。
下放干部还和农民有了亲密的血肉联系，他们在休息、吃饭的时候，总是找农民聊天、读报。住在社员家里的干部，还起早摸黑给社员打扫院子，挑水。西山乡下放干部曹九文和宋保森住在社员陈四保家，有时陈四保一家还没有起床，他们已轻轻地将院子打扫好了，陈家老太太非常感动，把他们当亲人。有时他们深更半夜开完大辩论会回来，老太太总要塞一块白薯给他们说：“别饿坏了，吃吧！”
下放干部受到了锻炼农业社增加了劳动力
凡是积极参加劳动生产和农民打成一片的干部，他们都从劳动中得到了锻炼，思想觉悟有显著提高，普遍体会到“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的道理，因此，许多人在进城看望家属时，都以实例教育家属注意节约，有些患知识分子通病——神经衰弱，失眠症的人，身体有了显著好转，北京市妇联的张节同志，患失眠症四年多，总是治不好，最近下去劳动了一个时期后，夜里已可睡觉了。
大批下放干部积极参加劳动以后，不仅他们自己获得了锻炼，还解决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缺乏劳动力的困难。丰台区红十月农业社郭常庄大队，因为地多人少，曾准备拨给其他社三百亩地，这次他们社接受了一百多名下放干部，就不再往外拨地了。不仅如此，下放干部积极劳动的结果，还转变了农村的社会风气，转变了部分农村青年不安心农业生产想上大城市的不正确思想。东方红农业生产合作社过去有一百多名青壮年农民想当技术员、当工人、当干部，有五十多人整天东奔西走，找工作，不出勤，现在已有三十多人回乡参加生产。另外，还改变了农民对知识分子干部的看法，在开始下放时，许多社、队领导上曾认为：“下放干部文化高，很难领导。”因此，谁也不愿接受。农民认为：“凭这些人怎能劳动？一定又是给我们做工作来了”。现在社、队领导上经常向乡里、区里要下放干部，怨领导上过去给的太少了，农民呢？一提起他们，总是大拇指一竖说：“真棒”。
少数人劳动不积极生活却很特殊
当然，在下放干部中，也还有部分人劳动不积极，干活挑肥拣瘦，甚至不假而归。有些人在生活上特殊，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有些下放干部一下去，就要社里给他们造集体宿舍，集体伙房，弄得合作社增加开支，社员不满。有些干部嫌农村吃得不好，下去时，带了黄油、面包、罐头，下去后，又嫌农民脏。这样的干部虽然不多，但是农民的意见却很大，他们说：“这那里是劳动来了，习气这样大，像做少爷、小姐来啦！”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有关单位的注意，并对这些干部进行教育。（附图片）
下放干部、二十三岁的王东光干起活来和社员分毫不差，每天评得九分或十分。图为王东光正在收拾白菜。
本报记者　纳一　吕相友摄
红星集体农庄妇女小队里的老庄员教会了新庄员摘棉、选种技术。这是新老庄员在一起选棉种。
新华社记者　李基禄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