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能说服动摇的富裕中农

第2版()
专栏：

　　一定能说服动摇的富裕中农
　　本报记者　萧彦
山东省昌乐县埠头乡经过二十多天的全民大辩论，连原来资本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的三十五户富裕中农，也先后认清了是非，检讨了自己想走老路的错误思想。可是，在全乡的一百一十九户富裕中农中，却还有五户思想没有转变，还是口服心不服，总认为自己入社吃了亏，说什么今天并不比过去强。
乡支部在县委工作组的协助下，具体地分析了这几个人的生活和思想情况，找出了他们每个人的特点，认为政治翻身账要摆开，经济变化账也要算透。只要对症下药，挖到他们资本主义思想的根子，一定可以辩得他们口服心服。
赵堡村的富裕中农赵学书，家有三口人，去年他因生病减少了粮食收入，反而埋怨合作化不好，说什么：“粮食都叫国家拿去了”、“入社不如单干，分的钱还不够点眼药的”、“供销社白糖都不够卖，这是什么社会！”
辩论时，先给赵学书算了家庭收入账。1947年（解放前）三口人种三大亩（每大亩合三点二四市亩）地，全年收入二千一百五十五斤，除了田税五百斤，饲料三百斤，余一千三百五十五斤，每人平均四百五十一斤粮；去年他分粮一千二百斤，每人平均四百斤，粮食少了一些，现款却收入了一百八十元。
贫农赵凤林说：“去年你生了一年病，没怎么劳动，家里分足了口粮，还分到了现款，你若单干，就是生上半年病，家里也够受的。民国三十一年遇涝灾，你还不是逃荒到大连，弄得妻离子散！”贫农赵志盛接着说：“你种三大亩地怎能顶住天灾人祸？你忘了那年和你同时出外逃荒、要饭、打短工的就有四十多户？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你明明得了合作化的好处，反说合作化的坏话！”
赵学书还不服，低声说：“管怎么也不如我自家单干强，种上半亩黄烟也收二百元，爱卖就卖，爱存就存；早先有钱就能有粮食。”
贫农赵调元反驳他：“你去年生了一年病，若是国民党时候，光出夫就得逼你倾家荡产。”接着问他：“你想种半亩黄烟多少成本？”赵学书答：“得五十元！”、“是啊！除去成本，也不过得一百五十元。你去年却分到一百八十元，那项多？再说，你病了，你家里两个妇女能又种地又种黄烟吗？”贫农赵有明接着说：“白糖不够供应，是糖产多了，吃糖的人更多了。咱村解放前谁家能常吃上白糖？你赵学书一年吃多少？别不知足，现在你天天喝羊奶，还尽想喝放糖的？”在大家的驳斥下，赵学书无言可答了。
在北河村，经过两次群众大辩论还是心不服的富裕中农刘春书，在又召开了一次有十三个贫农和七个中农积极分子参加的座谈会上，终于服气了。
先给他家算了细账：解放前七口人种十大亩地，全年总收入加上雇工剥削所得共七千一百五十斤粮。除去苛捐杂税、种子饲料只剩二千六百七十斤。每人平均不过三百八十一斤。合作化后，去年总收入共三千一百一十斤，比解放前多了四百四十斤，还分了四百元现款。这就从根本上驳倒了他“过去收入多，现在收入少”的错误论点。
接着，大家针对着刘春书说的“共产党在这我也没得好处，国民党在这我也没吃亏”的谬论，进一步批驳他。
积极分子指出那个中农也都承认国民党时代派捐逼税、出夫抓丁，兵荒马乱，担惊受怕，现在却是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的事实。进一步质问他：“你家弟兄三个在外，一个军官，两个干部，你是军属，却说出这种话来？国民党时候，你家里怎么样？”“军官、干部还不都是共产党培养，群众支持的？你家出了这么些干部，村里也都看得起你，新社会那点不好？带头出合作社，想回头单干，不是给你兄弟们脸上摸灰？”
贫农刘汝淮、孙田俊，中农赵世修、赵光武都现身说法，摆出合作化后生活改善的事实批驳他。
在事实面前，刘春书承认了生活确有改善，他说：“我光打自家的小算盘，总觉着入社吃了亏似的，过去光看毛收入，六、七千斤粮堆得大囤满，小囤尖，看起来蛮多，可是并没算过净收入的账。以前七口人，现在十八口。要不是合作化了，土地还是那些，人口增长这么多，别说分钱，光吃粮也不够。”贫农刘承溪质问他：“既然生活比过去好了，为什么还说国民党在你没吃亏，共产党来了你没沾光？”他又进一步检讨：“解放以后，本想靠剥削发家致富，过个体面生活；一搞合作化，那条路不通了，觉着不如单干自由，才说合作化的坏话。我是资本主义思想，走了错误道路！”
回到队里，刘春书又主动地在大会上向大家检讨了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并表示自己要多卖五十斤余粮。在自己的小队里（他是副小队长）领导订出了全队生产计划，又回家把两年多没大干活的父亲（五十多岁）也说服下地干活了。前些日子他们大队三十五个劳动力一直保持着全勤。
赵埠村的富裕中农赵乐福、梁庄村的富裕中农姚振德、常庄村富裕中农李万禄在村里都散布过错误言论。有的想搞投机活动，不好好在社里劳动；有的贪图享受、留恋地主生活。但是，他们在事实和真理的面前，终于心服口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