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大鸣大争还要大改 广东佛山地区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农村整风情况 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固若金汤经得起任何大鸣大放的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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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大鸣大争还要大改
广东佛山地区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农村整风情况
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固若金汤经得起任何大鸣大放的风浪
本报广州5日电　记者林里报道：中共佛山地委9月28日、29日，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会议，对当前的农村大鸣大放做了检查和研究。从会上反映的材料来看，佛山专区的六千多个农业社中，已有二千四百多个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度较快的试点社和第一批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社，有的进行了四十天的鸣和放，有的开始了争和辩。大鸣大放和大争，使一度出现的农村沉闷空气走上活跃，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某些“先私后公”、或“顾私不顾公”的三类社，出勤率也显著上升，区乡干部的工作热情和认识水平，也都相应地提高了。
大鸣大放的结果证明：我们的农村工作经得起考验，农业社不怕任何风浪的冲击，不管有多少胡言乱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一个月前，当党中央和广东省委提出开展大鸣大放的办法时，佛山各地的农村工作者，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在内，对于大鸣大放能不能解决当前农村矛盾的问题是不大清楚的。就是拥护大鸣大放、并坚决执行这一方针的人，也仅只是“理论上认识了”，或者“上级叫做就做吧！”因此，运动开始并不那样顺利。人们怕放出牛鬼蛇神无法收拾，怕鸣放冲垮了农业社；直到运动走完了第一阶段，还有人担心“鸣放容易辩驳难”。经过这一月来的实践，人们的担心消除了，领导大鸣大放变成各个人的自觉行动了。会议在分析农村大鸣大放的情况时，人们一致认为当前的问题已不是敢不敢鸣，或者敢不敢放的问题，而是怎样鸣得深、怎样放得透的问题了。
这次会议以前，人们讨论什么叫“深和透”的问题还只能说有多少多少人参加开会，有多少多少人发言。会议上则明确表示：检查深和透的主要标志，是看什么人参加了鸣和放？他鸣放出来的是什么问题？
只有动员富裕中农鸣得深和放得透
才能组成以贫农为骨干的辩论队伍
各县汇报证明，要农业社的大多数人参加鸣放会议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当前农村资本主义思想的代表人——部分富裕中农也参加鸣放。没有这些人的参加，就暴露不出资本主义的本质。在鸣放过程中，这些人一般比较消极，甚至不参加会议。中山县曾调查过三个类型的乡和社：一类型的横栏乡，五十二户富裕中农中，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七户；二类型的张家边，三十三户富裕中农中，有十五户参加会议；三类型的横围社，二十九户富裕中农中，参加会议的只有两户。三水县的同志说，有些社的富裕中农不但不出席开会，而且到了会也不发言，或者派老婆孩子来旁听。要动员这些人参加会议，就必须反复的讲：一、富裕中农的思想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绝对不当敌我矛盾来处理；二、不同于清算地主富农；三、不当牛鬼蛇神来打击；四、不当右派分子来斗争，不扣右派分子的帽子。横栏乡有半数以上的富裕中农参加了会议，除了大会讲政策外，还专门派干部去和富裕中农作个别谈话，启发他们鸣放。
各地经验也证明：中农和富裕中农参加了会议，说一些干部作风不好，供销社服务态度不好的话并不难，困难的是说“真心话”。当前富裕中农的不满，一般都集中在合作化与统购统销政策上。南海县的富裕中农说：“单干加自由市场，等于猪肉加香油，肥上加肥；合作化加统购统销，等于咸菜加稀粥，越吃越没味。”顺德县的富裕中农，要“打倒两个站（粮站和收购站），取消一个社（农业社）。”新会县的富裕中农，非常怀念1953年，说那时“有四大自由”，是农民生活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些话，富裕中农不愿轻易说出，而我们的农村工作者，也最怕听。有的刚刚说出个头，贫农和骨干分子就一下打了回去，结果是辩论无从开始，富裕中农不敢鸣放。顺德在这方面做得好。他们说，让富裕中农鸣放要分三个段落：放题目，放内容，放主张。就是说，他要说合作化不好，干部要耐着性子听，而且要他说出不好在哪里，要他说出主张和办法。有一个农业社，富裕中农在放出了题目也放出了内容之后，就忽然停住了，并不直截了当地提出他们的主张，他们只是转弯抹角地探听领导口气，问能不能散社。负责这个社的同志说：“你们讨论，只要70％的社员同意，领导上就批准。因为这是社章的规定。”这一说，富裕中农的尾巴翘高了，中农们的幻想也来了。他们不等干部出来，便自己布置会场，串连人来开会，并到处散布解散合作社的流言。在富裕中农积极活动的情况下，贫农急了，他们找到工作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痛哭着：“不能啊！合作社不能散啊！”有的还说：“想不到共产党会来这一手！”鹤山县富裕中农鸣放到高潮的时候，贫农挺身而出，高声大嚷：“来，赞成合作社的站到左边，反对的站到右边，咱们辩。”当场的六十人，十九人站到了左边，其余的全都站到了右边。可是经过初步辩论以后，右边的人慢慢都转到了左边，最后右边只剩下两个人，而且都是富裕中农。其中之一的富裕中农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说：
“单干时，我吃肉穿绸，洋烟卷往嘴唇上一叼，看着你们给我干活”。这一下，连那些不觉悟的人，也都恍然大悟了，他们说：“单干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就是我们给你当牛马。不干。”富裕中农的话，给农民上了最生动、也最深刻的一课。
根据这些，参加会议的人们认为：所谓鸣深放透，就是要放到使农业社“散社的边缘”。特别是三类社，放不到这种程度，就组织不起以贫农为骨干的辩论队伍，就挖不出资本主义思想的老根。顺德县委书记说，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农业社问题；而且也适用于统购统销。那里有一个社，有些富裕中农把各种购货证说成是“症”，是致“共产党于死命的症，华陀再世也治不好”。不少贫农也跟着这股歪风瞎嚷嚷。领导上为了启发贫农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当即对大家表示说：“大家都嫌麻烦，咱们向上级建个议，让上头把这些证件统统取消了好不好？”贫农认真考虑问题了。他们三三两两，讨论来研究去，一致的结论是“上了富裕中农的当”。他们说，要是没有了这些证件，“油盐粮布都会落到富裕中农的手里。贫农什么也买不到”。事实证明，动员富裕中农鸣得深放得透，不但可以启发贫农和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彻底辩明究竟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的大是大非，同时也可以教育富裕中农放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和贫农下中农一起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必须打破鸣放容易辩驳难的论调
经验证明只要放得出定能驳得倒
在运动初期，“鸣放容易辩驳难”的论调相当普遍。这次会上也做了一个否定的回答。新会县委书记说，当前的中心问题还是鸣放，只要鸣放出来，就没有驳不倒的。因为真理是在我们这一边，他说，新会有一个社，在讨论“自由不自由”时，有人说“不准去香港经商就是不自由”。人们一听，觉得这话很对，驳不倒。后来，来了个“具体分析”，说：“谁要去香港报名，准你们去。”但是报来报去，真正要去的不足5％。“不自由”的说法，就在95％的人口中破灭了。人们继续追问：“政府准你们去，香港准不准呢？”这时，连报名要去的人也说：“是那边不准。”由此，人们得出经验说：像准不准去香港这样的问题，都能够驳倒，澄清。那就没有驳不倒的歪理。
只有大鸣大放大争加上大改 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大鸣大放的目的，是要弄清大是大非，解决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但在运动初期，不论贫农还是中农，都会提出大量的具体问题，或者说是小是小非问题。对于这些具体问题的态度，往往是决定运动能否前进的关键。中山县龙头环社，鸣放初期人们提了好多意见，领导上没有处理，群众就说：“鸣放有什么用，干部又不听？”龙头环社刚刚遭受了一场台风，甘蔗都被打倒了，群众有顾虑，说：“不能束紧肚皮鸣放呀！”领导人听了这些，马上把群众意见集中起来，进行排队，摆出当前急于解决的问题，并把台风后的善后工作摆在第一位，由社主任和工作组带头，齐到田间去扶蔗。接着又发动了四十多个社员和三十部水车去车水。这样群众情绪起来了，说：“这才叫边整边改”。有些社没有注意这点，群众提了几百条意见，领导人还在嚷着放呀！鸣呀！结果群众回答说：“改了再放吧！”新会县中路二社的稻田里出现了鼠灾，干部却要群众鸣放，群众说：“等鸣放好了，稻田就被老鼠吃光了！”社委会听了这话，随即转向灭鼠工作，派人采集灭鼠药物，等到捉回六百多只老鼠后，群众的劲头上来了。鸣放继续进行了。
解决群众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任何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中所必需遵循的原则，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当然也不能例外。鸣放运动初期，广东省委曾把改进工作做为整个运动的一个单独阶段，即五个阶段的第四阶段。现在来看，要通过这次运动来整顿农业社，没有这样一个单独阶段是不行的。不经过思想教育和思想发动，纵然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也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但对鸣放中群众所反映的具体问题，特别是有关当前生产、生活和干部作风的问题，必须马上解决，并把解决这些问题，贯彻到整个运动的各个阶段，否则就不能调动贫农的积极性，也不能达到团结多数的目的。因此县委书记们提议，在“大鸣大放大争”的口号底下，再加上“大改”。
根据会议分析，当前的大鸣大放和边整边改中存在着这样两个偏向：一是只鸣不改，结果是运动停滞不前；二是把改进工作当作了鸣放手段，又陷入只解决具体问题、而不注意思想发动的泥坑。南海县的奇东社，鸣放了四十天，没有找出富裕中农的思想本质，原因是那里经过两次民主整社，都没有解决问题，因此群众对鸣放不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一些当前能够解决的问题是对的，但领导者在解决了几个具体问题后，紧接着又把富裕中农的十三头奶牛入了社，把四十几户从事爆竹手工业的人也入了社，还处罚了一个富裕中农六十五元钱。这些虽也刺激了贫农的生产积极性，但并没有挖出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辩论也就很难展开。这就又一次证明，把个体农民的生产资料收归集体经济的合作社所有，并不困难，要挖掉资本主义的思想老根，却不那么容易。佛山地委综合了大家意见，认为：开始时边放边改；转入争辩时边争边改；思想问题解决后，进行系统的改，这就可以避免超越思想问题的解决而过早的钻到改进工作的具体事务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