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罗联盟反动科学纲领关于社会科学部分的具体化　费孝通等图谋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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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罗联盟反动科学纲领关于社会科学部分的具体化
　　费孝通等图谋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
本报讯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人所进行的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阴谋活动，已全部暴露。
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是实现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一个重要步骤。费孝通、陈达等人在6月9日提出的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反动计划，是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关于社会科学部分的进一步具体化。
为达到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目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了多种多样的阴谋活动，使用了各种卑劣的手法。
早在今年1月，右派分子吴景超就在“新建设”发表了“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这篇文章是资产阶级右派公开发出的进行旧社会学复辟活动的第一个信号。接着，2月20日，费孝通在文汇报发表“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一文，和吴景超的文章互相呼应。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系统的意见，从他们所谓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到具体的人事安排，都作了策划。在此以后，费孝通就进行了一连串的阴谋活动。他除了命令他的喽啰们到处进行串联活动以外，3月12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公开提出要求改变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3月24日，他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文章一开头就抬出陈达、李景汉，对他们大事捧场。4月10日，“新建设”召开了由费孝通主持的社会学问题座谈会。与此同时，吴景超、陈达等也忙碌起来。3月7日，陈达、吴景超等联名向政协全国委员会提出成立以人口问题为中心的调查研究机构及在高等学校开设人口课程或设置人口专业的提案。4月16日，文汇报发表了陈达访问记，大事鼓吹陈达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主张。
在大鸣大放期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更积极的进行阴谋活动。4月23日，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推定费孝通、吴景超、李景汉等八人组成一个筹备小组，酝酿在适当时期，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下设立一个“社会问题研究工作委员会”，右派分子就利用这个合法的外衣，进行偷天换日的勾当。在费孝通的督促下，6月9日下午在陈达家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们擅自篡改“社会问题研究工作委员会”为“社会学工作委员会”，并私自推选陈达为主任委员。他们明目张胆的计划搜罗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学界同人”，打算成立“中国社会学会”。他们还要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的高等学校里成立社会学系。他们妄图以中央民族学院、人民大学和劳动干部学校作为他们活动的基地。在这次会上作出的决定，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图谋旧社会学复辟的具体行动纲领。
从上述这些活动看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费孝通等人，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叫嚣下，进行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阴谋，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恶毒地攻击共产党，积极地反对社会主义，是这些右派分子的共同特点。例如陈达对共产党竟仇视到“不愿听‘党’的名字”的程度，他公然要共产党把“党”改成“盟”。李景汉污蔑共产党“左手拿着马列主义书本，右手拿着苏联武器，统治人民”，并用“水能载舟亦能复舟”来威胁共产党。费孝通、吴景超，更是章罗联盟反对共产党的急先锋。
为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们除了进行一连串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罪恶活动外，还假借“社会调查”，来制造和扩大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人民群众对党的不满。费孝通自己承认在江苏视察期间所写的“重访江村”，是“在农民面前挑拨他们和党的关系。”“这次调查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活动。”李景汉去年在北京郊区农村所作的被陈达誉为应用“最典型的社会学的方法”的调查，就对农业合作化极尽挑拨污蔑的能事，他甚至造谣说，“过去把人当牛马……而今天却把人当拖拉机用”。潘光旦在1956年5月间，打着视察民族工作，研究土家民族问题的招牌，在湘西苗族自治州进行了二十天的访问。在访问中他和个别土家族知识分子串通一气，进行了一系列的挑拨民族关系的活动。
其次，他们企图以资产阶级社会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社会学成为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为达到此目的，他们首先攻击马克思主义。费孝通公然控诉马克思主义，替唯心论申冤，动员人们和马克思主义者“打官司”，要问明白“唯心论为什么不对”。吴景超污蔑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教条主义”，咒骂“他已经影响许多人的世界观”，责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迷信”马、恩、列、斯，不敢批判他们的著作，不敢打倒这几个偶像。李景汉则将学习马列主义丑化成是为自己“配上一付眼镜”，并造谣说没有这付眼镜就会被领导上随便地把他抛来掷去。
在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他们又极力吹嘘资产阶级社会学，把资产阶级社会学，说成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所必须依靠的“科学”。李景汉吹嘘他的社会调查能精密准确地反映出社会真实面貌，如果不采用他们的方法，就会给政府工作“带来严重的损失”。费孝通更夸张成“要从当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上”来提出“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问题。
第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利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在高等学校和科学界为实现章罗联盟夺取文教界领导权打开一条门路。为此他们一面攻击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一面又在高等学校和科学界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争取地位。
费孝通、潘光旦、陈达等人对1952年高等学院停设社会学系，早已心怀不满。当时费、潘等人打算把社会学系分成民族、统计和人口三部分保存下来，这个企图没有实现。前些时候，他们认为翻案的日子已经到来。5月间，陈达等就写信给高教部，责问为何取消劳动专业；又表示坚决不同意院系调整时取消社会学系这种“连根拔除的办法”。吴景超、费孝通等人也攻击院系调整。
在6月9日所制定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纲领中，右派分子就对机构和人事妄自作了具体的安排。除企图成立“社会学工作委员会”外，他们还推吴文藻、潘光旦等负责草拟在高等学校设立社会学系的教学计划。吴文藻还准备做系主任。他们还阴谋以民族学院、人民大学和劳动干校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活动的基地，计划由费孝通在民族学院搞民族学研究，添聘“社会学家”编写世界民族志；李景汉、吴景超在人民大学搞城市社区调查研究；陈达在劳动干校搞人口与劳动调查研究。他们还企图在科学院成立社会调查研究所，在北京附近选择三十万左右人口的一个县作人口调查研究的实验室。
第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名义下，企图纠合一切对党不满的人，为章罗联盟招兵买马。费孝通一方面不断叫喊，说我们对待旧社会科学态度有问题，使得社会科学队伍“新旧不接”，恶毒地把今天科学队伍形容为“少数先锋队背后拖着一大批发挥不了作用的‘旧人物’”；另方面他又极力为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吹嘘说，他们比“没有受过毒的人”“对社会认识得更深刻，比没有经过这番斗争的人经验多，阅历深，见识广”。而且拍着胸膛说：“我愿意保举这一批人员。”为了搜罗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人才，陈达曾开了一个搞社会学的人的名单，其中不但有在国内的，而且有在国外的。在6月9日制订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具体行动计划中，不但提出要成立“中国社会学会”，“团结与联系原来社会学界同人”，而且要大规模地“训练培养年轻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