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事业 不惜献出我的生命
第3版()专栏:
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事业
不惜献出我的生命
天津大学学生 蔡国英
我的家乡——浙江诸暨县南三江村,解放前一直就像地狱一样的黑暗。家里的生活一年不如一年。
生活困难,使我再也不敢作念书的美梦了。十六岁时,我到上海去了。
到上海后,我一进厂是养成工,规定了三月到六月内只供伙食,没有工资。不满三年不能随便走的,不然就要拿出两担白米。
夏天顿顿吃馊饭,菜还没有猪吃的好。吃饭时,专门有人看管,说这个吃多了,那个吃少了,叽叽咕咕。气得我们都不想吃了,一个个面黄肌瘦。
住的地方,夏天外面是太阳,里面也是太阳,外面下雨,里面也下雨。车间里,外面下大雨,里面发大水,我们赤着脚,整天站在水里工作。
那时,自由是根本谈不上的,养成工的宿舍在厂里,下了工只能待在自己的屋里,不能到别人的屋里去,厂里专门派人看着。一星期只准出去一次,先得求他们开个条子,出厂时还得抄身,工人的人格就是这样的被侮辱。
早上六点上工,晚上六点下工。“六进六出”,星期日一般要工作十六到十八小时,有的还要工作二十小时。
工资一个月发两次,三号,十五号。本来是十五号发工资,资本家早在一号就结好账,那时物价一天一个行市。一号发,本来还可买两三斗米,可是等到十五号就一点不顶用了。记得我有一次半个月的工资只买了一块肥皂。
在车间里,工头随便欺侮工人,有一次一个女工差一点被推到皮带上要了命。拿摩温工头为了一些小事,时常用落纱用的铜管打工人。因此时常有人上工时好好地进去,下工时头上带着大疙瘩出来。
实在忍无可忍,我们就没有上工。我给拿摩温和厂长提意见,不要这样欺侮我们。那时正是上海王孝和被枪杀以后。资本家的代理人说,好!你们还想罢工,王孝和就是你们的榜样。
1949年夏天,我们那里解放了,大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老年女工高兴地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不久我们又斗倒了工头,两三个拿摩温失去了自由,可是全厂七百工人得到了自由。
1952年一天夜里,我正值夜班,接到去工农速成中学学习的通知,我真高兴极了。解放前,我不敢想像的事,多少年来我一直盼望的事,终于实现了。党告诉我,不但要送我进工农速中,将来还要送我进大学。现在这些都完全实现了。
右派分子闭着眼睛说瞎话,若不信,最好到我们学校来,找几位工人出身的同学好好调查调查,看看我们过去过的什么日子,现在又是什么样的日子。
1953年我回家一次,村子里变化很大。被日本鬼子烧掉的房子,解放前一直没有盖起来。解放后,组织了互助组,变工互助,那些房子都重新盖起来了。
现在,我家参加了合作社,父亲喂了一口猪,准备过年吃。解放前,过年只能吃豆渣,现在生活不愁吃、不愁穿,而且过年还能杀一口猪,变化多大呵。到底是解放前生活好,还是解放后生活好,广大的农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
现在的自由是金鱼缸中的自由吗?右派分子极力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但是劳动人民自己是最清楚的。亲身的经验使我对于自由有深刻的体会,现在真是自由。获得了解放的工人农民,他们无比地热爱党,热爱今天的幸福,美好的生活。右派分子自不量力,企图进行资本主义的复辟,反对社会主义事业,反对党的领导。工农是绝对不允许的,他们再也不能忍受过去惨痛的生活,站起来了的他们,将用自己的一切保卫幸福的生活。
我是从旧社会亲身经历过来的,我恨死了黑暗、专制,终日辛勤劳动,但无法生活的旧社会;我无比地热爱光辉灿烂,前途无限美好的新社会。我严厉地警告反动分子,谁胆敢反对社会主义的神圣事业,我就要和他斗争到底,为了捍卫神圣的千百万烈士流血牺牲换来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不惜献出我年青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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