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川仇恨积极分子包庇地主恶霸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张云川仇恨积极分子包庇地主恶霸编辑同志：
在报纸上看到民盟中央张云川先生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的发言，我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后来看到有些人对他已初步进行了批判，我想，或许张先生已经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吧！但看到贵报载张先生的所谓检讨后，我觉得我的话还是要说。
我和张云川先生本来素昧平生，无法窥透他思想的全貌而作全面的分析，但有幸在1955年5月、6月间他以全国人民代表的身份到安徽省萧县来视察的期间，和他有短暂的接触，因而所讲不至是无的放矢。
在他视察的过程中，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就觉得，张云川先生仇恨我们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的心情已溢于言表，甚至随时都在寻找岔子来加以诬蔑和进行辱骂。
我清楚地记得他对一个乡支部书记的态度。他到大屯区原朴楼乡视察时，找乡支书袁长文同志问，朱庄（在邻乡）抢粮是否群众挨饿而起。袁长文列举事实说明是由于反革命分子的煽动。张云川听了不满意，就转问朴楼乡统购买粮是否买过了头，为什么缺粮户多。袁支书依实回答说，粮食没有买过头，缺粮户增多是因为群众家留的山芋大部坏了。张云川听了先说袁长文不老实，后听袁说该乡统购统销成绩很大但也有缺点时，当即站起来厉声责骂：“你们都是这样说。你们光听上面的话，捆绑吊打群众，拿群众当敌人看待来完成任务。这不是胜利，也不是光荣。你们这种作法正是国民党作风，和土匪一样。”据我们事后了解，朴楼乡那年统购统销工作虽有上述缺点，但基本上做得很好，没有发生过一次强迫命令或捆绑吊打的事，缺粮户都得到供应，也没有挨饿的，不知张先生无名火究竟从何而发的？
他在郝集训斥区长郭秀芝也同样狠毒，在南楼乡骂干部是“打公鸡下蛋、打鸭子上架”。同样的例子很多不必多举。
张云川辱骂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说他们是挖“沟”打“墙”的义勇队，把党和群众隔离开来。他是否出于爱护共产党、人民政府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嫉恶如仇呢？我看不是的。如果是那样，张先生自己的言行就应该有助于拆“墙”填“沟”和密切党与群众关系，但他在萧县却进行了不少挑拨群众和党与政府的关系的活动。譬如说，他和中农张宏兴、韩至龙说山西省统购统销错了就改，而安徽反一年不如一年。郝集贫农王德昌好意提意见希望政府让农业社留些良种，不要统购后再统一调配，而张云川却当场对农民说，政府是脱裤子放屁，低价收进，高价卖出，是为了多赚几个钱，而使农民吃大亏。
本来萧县的农民和基层干部对张云川抱很大希望，认为他是从北京来的，又是全国人民代表，社会主义觉悟一定很高，来视察一定能帮助改进工作。那知张云川的那些话，连农民听了也说：这是什么人民代表，难道人民代表能讲这样的破坏话？
我们也怀疑过，是否张云川先生确实如他检讨中所说的“性情急躁”、“个性偏执”，因而对所有人都不满意，对所有人都好发脾气呢？我看也不是的。他在萧县视察过程中，有仇仇，也有亲亲，感情在遇到不同人时表露得很鲜明。他对我们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表现有很大仇恨，而且横加辱骂；可是对一些地主、富农、伪参议员等却表现得很亲近、很投机。
我并非有意栽诬张先生，而是有事实根据的，请看，张先生在萧县视察时，有意识访问的十三人中，有三个是地主，有三个是过去地主、官僚的狗腿子，有一个是伪参议员，一个是国民党员，有三个是落后分子，有三个是共产党员基层干部（其中两个就是被他找来痛骂的袁长文和郭秀芝）。访问地主张祚喜未遇，就赠给他两个老婆各五块钱；并留了通讯地址，叮嘱她们以后有问题向他那里写信。访问王兴銮时，询问了过去国民党游击司令刘子玉的情况。访问当过伪保长、土匪和张云川父亲狗腿子郭永夫时，赠送五块钱。访问恶霸地主张长汉时，对他诉述受人民管制的苦情表示同情。更奇突的是张云川还为四个抢粮犯请命，武断地说抢粮是因压缩粮食供应面所致，党和政府要负主要责任，要求考虑不予镇压。
我想，张云川对地主、反革命分子表现的亲亲和对积极分子、基层干部表现的仇仇态度，还和他的家庭出身有关。张云川在萧县视察，曾认为当地政府不应将他父亲划为地主成份，说他父亲之死和地方干部与其过分为难有关。据我们以后了解，张云川父亲张福辰在解放前一贯不事劳动，是当地集主，曾开设过大烟馆，长期吸食鸦片。他就像戏台上常看到的那种恶霸，整日骑着毛驴子，拎着鸟笼儿，驴屁股后面带着家丁赶集赴会，四出赌博，甚至贩卖女人。张福辰还经常勾结官府讹诈别人土地、财物，迫使某些人倾家荡产，因此当地群众称他为“四阎王”（张福辰排行第四）。土地改革时，张福辰一人有地十六亩，一部分由子孙种，一部分出租给别人。从经济上看，张福辰一生过着剥削别人的寄生生活，从政治上看，张福辰又是骑在人民头上鱼肉人民的恶霸分子，将他划为地主成份是完全应该的。关于张云川父亲之死，与当地政府和群众也无关系。土地改革时，政府和群众对乱说乱动、不愿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地主张福辰，进行过教育和管制，但并未超越法律范围。而其死又是在土地改革后一年多因病所致。
根据上述情况，我认为张云川先生丑化我们的积极分子，诬蔑和辱骂我们的积极分子，是因为他站在和党与人民政府敌对的立场，而是由于他地主阶级亲友受到专政压制而对共产党、人民政府和新社会产生的仇恨心理。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不敢埋怨党和政府，只好辱骂积极分子，以此来拆除党和政府的支柱和基础。我觉得党和政府对待张云川先生的地主阶级亲友只是秉公行事，并未因此而连累张先生一丝一毫，如果张先生却由此而怀恨在心，那只能证明张先生的自我改造太差，甘愿与敌对阶级同呼吸共命运。张云川先生应当认真地揭露和检查自己的错误言行。
安徽省前宿县专区读者　梁玉成
1957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