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俭持家
第4版()专栏:
勤俭持家
本报记者 余药夫 张基福
上海的姐妹:我没有辜负你们的热望
1954年,王佩珍鼓动自己的丈夫黄若梅,到河北承德市寿王坟铜矿参加了重点建设。第二年11月间,上海徐汇区的妇女们又欢送她北上。
久居上海的王佩珍来到铜矿,感到生活处处不方便。在上海,睡的是棕床,这里睡的是土炕。在上海吃的是大米,这里吃的是高粱和小米。在上海烧的是煤球,这里烧的是毛草。在上海晚上用电灯,又明又亮,这里用的是油灯和蜡烛,又费钱又不亮。在上海吃的是自来水,用起来很方便,到这里吃的是井水,井筒很深全凭自己打、自己担。在上海出门走马路坐电车,这里到处是石头,没有一条正经路。人地生疏不要紧,主要的是水土不服,生病,越躺在床上越想上海,越感到上海好。有一次,她无意中对丈夫说:“这里条件这么不好,恐怕这条命要送在这里了!”老黄说:你不是在信上说:“不管人家怎么样,坚决不作建设事业上的逃兵吗?”这一句话勾起王佩珍的回忆,她想起了亲友们对她的希望,想起了自己曾向大家宣布的决心。“我回到上海怎么见人呢?难道为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连这一点困难都克服不了吗?”于是她下定了决心,坚持下去。
王佩珍在上海是市妇联会候补执委,徐汇区人民代表,居民委员会主任,工作积极,得到群众拥护。她在寿王坟这一新的岗位上,向困难展开了斗争。口音不懂,她就先跟别人学习北方话,孩子们闹情绪,就教育他们,分配他们做点家务劳动,大的做饭、洗衣、挑水、扫地,小的看孩子。为了节约买柴的开支,她上山学习打柴。像王佩珍这样久居城市的人,打柴真不容易,不会爬山,不会使镰刀。别人打一大捆,她只打一点。但是她没有灰心,也不怕吃苦,在邻居们帮助下,她很快学会了爬山的方法,学会了打柴的技术。除了刚到矿上时花了五元钱,买了四百多斤柴以外,一直到今天没有买过柴烧。王佩珍又利用空地种了窝瓜、豆角和高粱,自己翻地,自己养种,过秋有了足够的蔬菜和粮食。王佩珍靠着自己的双手,克服了种种困难,一家七口过的很好。再加她丈夫在去年又升为八级工,两人的工作和生产情绪更加高涨起来。
王佩珍的工作也逐渐从个人的家庭范围扩大到全矿中去。她说:“寿王坟铜矿是一个新建单位,陆续从湖南、杭州、沈阳等地调来的工人家属跟我一样,起初情绪总有些波动,我就根据个人的体验,体贴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如烧开水,腾房子,借烧柴,送油盐,使他们感到温暖,介绍克服困难的经验,减少工会和行政的麻烦。”
王佩珍受到了全矿的赞扬,现在已经被评为铜矿先进家属工作者和省、市工会积极分子。她是承德市的人民代表、寿王坟矿家属委员会副主任、镇里的副镇长,并且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她对记者说:“请你告诉上海的姐妹们:我没有辜负你们的热望”。
安心农业劳动
朱玉荣的家住在唐山市郊王辇庄白道子村,全家九口人,有一个婆婆,六个孩子,只大女儿十七岁。她的丈夫杨年是开滦赵各庄煤矿三级选煤工人,每月收入四十五元多。朱玉荣说:“不用看我家人多,可是我从来没有申请过劳保补助,有困难靠自己克服,现在我们的日子过的一年比一年好,有吃有穿有富余,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了。”
朱玉荣和大女儿都是农业社员,她自己还是个生产队长,栽白薯、挑水、倒粪、扶犁、点种、插架,样样都会。她们娘儿俩,1956年共计两千四百多个工分,实分各种粮食三千多斤,人民币二十三元多。今年到五月底已做了一千多分了。朱玉荣自己还养着一头肥猪。她满意地说:“我把猪喂的滚瓜园,杀掉一秤一百七十二斤,除了留下吃的还卖了五十多元”。朱玉荣从来不浪费一个钱,棉线自己纺,麻线自己搓,衣服鞋袜全靠母女二人缝补,从去年11月到今年2月,已做了大小鞋十四双,布袜两双,把十九件棉衣拆洗得干干净净。这样省吃俭用,每月有五元存在银行里。去年朱玉荣又把和别人合买的小车和毛驴投入了合作社。同时,在朱玉荣的影响下,全村二百八十多户的工属,有75%都参加了农业劳动,她还从矿区公家宿舍里动员了一户工属,回来参加了社的劳动。
朱玉荣的丈夫杨年因为没有家庭负担,工作积极性特别高。不管刮风下雨从不脱班,从去年第二季度起到今年第一季度,季季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说到这里,朱玉荣兴奋地说:“我认为这不仅是杨年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家的光荣,今后,我要帮助他保持这个光荣称号,帮助更多的工属搞好家务劳动”。
爱人——助手
陈梓北教授的“珠算速成简明教程”一书已经写好了,就是其中的图式还没绘好。像逝去的几百个白天和夜晚一样,现在,他还伏在案上苦思苦想。他徒手绘着一个一个的算盘子,总绘不怎么圆,弯弯曲曲的,大小不一。他再一次把自己刻的和请人刻的图样拿来试印,结果,还是失望:线的粗细不一,有的地方太浓,有的又不显,非常难看。怎么办呢?
“你歇歇吧。”他的爱人孙淑芳,把一杯快冷透了的开水倒在痰盂里,给他另倒了一杯滚的搁在书桌上,貌似埋怨,其实是关心地说,“老坐着,不走动,身体还要不要啊!”
说着,她坐在床边补衣服去了。他没作回答。
孙淑芳跟他结婚,已经三十多年,夫妻头发都斑白了。三十多年来,他们之间,从没闹过架。在生活上,她无微不至地关怀他;在工作上,她也是他的一个助手。她常常向亲友说:“我的爱人虽然是大学教授,但还像用功的学生一样,一下课回家,不是钻书本,就是拿起小刀子、小钻子、刻刻这,钻钻那,有时连吃饭、睡觉都忘掉了。”所以,家里的事情,柴、米、油、盐也好,教育子女也好,她总是主动地把这副担子担着,免得他操心,影响了他的教学和科学研究。虽然,当她社会工作繁忙的时候,也曾有过这样的念头:“他要是帮帮我,买买菜,做些杂事,该多好啊!”为了不致影响他的工作,她从没说出口,自己努力把困难克服了。她唯一焦虑的,就是自己文化低,除了给他做些研究中的事务工作外,别的就爱莫能助了。但是,他做研究工作,无论做到多夜深,她总是陪着他,好像这样可以帮助他抵御那无声地向他袭来的冷热,疲惫和衰老似的。
自从他参观农业社回来,时常跟孙淑芳说:农民弟兄记账、算账有困难,他要加速把“珠算速成简明教程”写好。最近,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也来催过稿。图式绘不好,书还是出不了。他着急,她也着急。
“用个什么东西才能解决绘图式的问题呢?”她边补着孩子们的破衣裳,边寻求着答案。由于一心二用,针时常刺痛她的手指。“用麦杆点行吗?”她想起小时用麦杆点圆圈玩的事来。
“梓北,用麦杆筒来点算盘珠行不行呢?”她好像豁然开朗,赶忙把自己想到的办法告诉他。
“找来试试。”
她找了麦管来,剪齐了,他就忙着往墨水盒里蘸,忙着往纸上印。
“好,很好!”他看见两个线条显明、匀均大小合适的圆圈,十分高兴,“这下可有办法啦!”
屋子里弥漫着这一对老夫妻高兴的笑声。
书出版后,他总是向给他祝贺的人说:“这是家里帮的忙。”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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