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位民进领导者一致表示 必须坚决同反社会主义分子划清界限

第3版()
专栏：

　　十六位民进领导者一致表示
　　必须坚决同反社会主义分子划清界限
本报讯 中国民主促进会昨晚召集中央各部负责人和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举行座谈会，讨论如何帮助共产党整风。会上发言的人一致指出：民主党派要帮助共产党搞好整风，必须划清反党、反社会主义与反对“三害”的界限。发言人并对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或修正主义言论进行了批判。
许广平说：划清界限是为了更好地放，决不是为了收。
会议由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许广平主持。会议开始时她说：最近“鸣”和“放”有多种多样的情况，大致看来，绝大多数是正确的，虽有一些不同意见，但出发点是善意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也出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明显的如葛佩琦之流是以丑角的面目破口大骂；也有以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如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储安平的所谓
“党天下”的言论。我真不知道这些人究竟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他们利用某种幌子，叫人迷失方向，反对党的领导，我们根本不能同意。因为人民是要共产党的，人民要保卫从艰难困苦中得来的胜利成果。今天全世界都向着社会主义的大路走，他们要想把我们拖回去，那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发言已经不是诚恳帮助党整风了，我们必须同这种恶毒的谬论划清界限。划清界限是为了更好地放，决不是为了收。我们一定要更好地贯彻“鸣”“放”政策，不但要继续“鸣”“放”，而且还要大争。现在已经到了大争的时候了。只有在争的当中，才能辨明是非。是非是越辩越明的。
接着发言的是吴研因。他认为目前在大放大鸣中可分为三派，一派是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路线是完全拥护的，另一派是极少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像葛佩琦之类，完全是站在敌对的反革命立场上；还有一派是介于两者之间，好像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路线的，但又好像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路线不完全赞成。他说：这些人不太多，也还是人民内部的人，不是敌人，他们的思想有的是糊涂，立场也许没有站稳，有的是哗众取宠，快意一时，故意惊人。如果他们接受批评，问题也不大。他说：我们民进同志必须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对轻率的、歪曲事实的和哗众取宠的糊涂思想，也要分辨清楚，不受它们的淆惑。
对于吴研因在发言中谈到的“哗众取宠”等看法，其他发言人有不同的意见。梁纯夫、雷洁琼和徐伯昕、郑效洵等认为，有些人的反动言论根本不是这类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徐伯昕说：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说法，是抹杀事实的，必须要同这些思想划清界限。郑效洵说，因为储安平的言论可能迷惑一些人，应该及时给以揭露、批评。储安平虽然是各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但是，思想错误、歪曲事实，是不能代表各民主党派的。
王绍鏊说：现在要注意的是表面上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社会主义而在实际上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
民进副主席王绍鏊进一步指出储安平等的谬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王绍鏊说，葛佩琦、王德周的发言是鲜明的反动思想，现在要注意的是表面上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社会主义而在实际上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他认为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的论点就是修正主义。他说，章乃器自以为是马列主义，实际上是以修正主义代替马列主义。他主张要对修正主义进行严厉的批判，因为修正主义容易混淆是非，而且背后还有群众。
在座的许多人都谈到，国家各种重要法律、政策的制定，各民主党派都参加了，宪法并且经过全国人民的讨论。王宝初在发言中谈到，在讨论宪法草案时，他曾经提出过修改意见，被采纳了。因此，倪之璜在发言中问道：事实既是这样，为什么有些担任政府部长职务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竟说共产党拿出成品让民主党派举手通过呢？为什么还发表谬论呢？这是不是别有用心？倪之璜说，听说有人想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是否如此，请他自己检查。
有人在发言中曾经问道：“葛佩琦说出那样反动的话来，是不是记者把他的话写得过火了？”本报记者当场向主席作了解释并由主席宣布：葛佩琦的发言是经过他本人看过并作过修饰的。会场哄然而笑。
对这次会议讨论的情况，许广平在最后发言中说：
今天的会开的很好。大家一致指出下面四点：
一、帮助党整风，唯一目的是为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巩固党的领导，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对于这点完全有信心，因为我们信任党的正确领导，因为这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
二、帮助党搞好整风，必须划清反党反社会主义与反对“三害”的界限。因之对于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必须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斗争。尤其是对于那些在反对教条主义幌子下偷运修正主义的言论，必须加以注意揭发，因为这种言论披着马列主义的伪装，且有欺骗性，是特别危险的。
三、对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或任何修正主义言论进行批评和斗争，正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大胆鸣放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从团结愿望出发，达到新的团结。否则，如果对一切谬论，听任自流，予以纵容，反而是不利于团结的。
四、党的整风方针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应该无保留地大胆鸣放。只有大放大鸣大争，才算是认真帮助党整风。可以有批评，也可以有反批评。真理愈辩愈明。不能一听到反批评，就认为是“收”。只有“放”，不发生“收”的问题。认真帮助党搞好整风，同时是我们进行自我改造和提高的过程。这对于我们民进成员也是一个考验。
在这次会上先后发言的人有：吴研因、冯宾符、严景耀、梁纯夫、巫宝三、王宝初、雷洁琼、郑效洵、王鸿桢、陈麟瑞、王历耕、倪之璜、陆高谊、徐伯昕、王绍鏊。
杨东莼因病请假没有出席，他作了书面发言。
下面是梁纯夫和雷洁琼的发言要点：
梁纯夫说，拆墙不能把共产党的领导权拆掉。否定党的领导，实际上也是否定民主党派的存在。
梁纯夫谈了两个问题。
第一，拆墙问题。在整风运动中，大家谈得最多的是拆墙问题。在个别党员或个别党组织同党外人士之间存在着高低厚薄不同的墙，这是不可否认的。这就是为什么党在这次整风中特别提出宗派主义的问题。但如果把这种现象夸大为本质的东西，说墙（或宗派主义）是存在于整个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和人民群众之间，这是闭眼不看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实践。照这样拆下去，就必然要把共产党的领导权也要拆掉。这是不是立场问题，就是值得研究的了。如果把共产党的领导权拆掉后，谁来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呢？是资产阶级的工商界人士吗？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吗？历史已对这个问题作了结论。因此，所谓“党天下”的论调，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可是民主党派的有些负责人，出现了类似的论调。如储安平说，党天下是宗派主义的根源。陈新桂也有类似的发言。其他如把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和政府部门，都说成开会等于不开，有职无权，说成一党专政。
现在各民主党派，都是国民党时代建立起来的。我们想想，那时国民党有没有允许各民主党派参加政权？没有。并且有很多民主人士都受过迫害。现在各民主党派不但参加政权，而且得到了很大发展。有人认为参加政权、组织发展都是形式，可以检查一下。过去民主党派是不是参加过基本立法呢？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不但是我们举手通过，而且是我们参加制订的。这不是明显的驳斥了章伯钧先生的论调么？一些方针政策我们也参加了制订。执行政策更不用说了，各民主党派成员都参加了政府工作。当然个别党员作风是不好的，但不能说整个党是宗派主义、党天下。如果这样说，就是立场问题。
赞成社会主义不能只是空喊。否定党的领导，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实际上也是否定各民主党派的存在。说现在是“党天下”，要换掉，那么国民党回来，美帝国主义回来，我们民主党派能存在么？对这种论调，必须予以驳斥，不能客气。
整风主要内容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是新的问题，与处理敌我矛盾问题不同。因此这里有方法问题。按照整风指示，整风运动是既严肃又认真的思想教育运动，不能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像处理敌我矛盾一样。现在大多数是按这种精神进行的。但也有人不是用这种方法。一种人是恶意的，如人民大学的两位讲师，还有写恫吓信的人（据说还有其他人也接到恫吓信）。另一些人是否恶意还不能确定。只许批评而不许别人反批评，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现在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坚持和风细雨的方式。
雷洁琼说：有人把反对官僚主义引到反对社会主义，把反对教条主义引到反对马列主义，把反对宗派主义引到反对共产党。对于这些反动言论，必须进行严厉批评。
雷洁琼说，整风以来，出现了蓬蓬勃勃气象。但有人在整风运动中，表露出反动思想。如有人说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坏，这是把反对官僚主义引到反对社会主义。有人一提到反对教条主义，就想到马列主义，把二者等量齐观，这是把反教条主义引到反马列主义。有人把宗派主义归结到“党天下”，把反对宗派主义引到反对共产党。对这些，主观动机不去追究，但这不是哗众取宠，而是立场问题。从逻辑上看，既然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就是反动的，反人民的。从客观效果上看，他们这些言论，是“仇者所快，亲者所痛”的。现在，阶级斗争虽然基本结束，但还有坏人，还有反革命。更不用说美帝国主义在时刻企图进行破坏。但是有些人身为民主党派负责人、政府部门负责人，竟发出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这会发生甚么影响！现在政府许多部门负责人是民主人士，但有人说这是“党天下”。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些言论是反动的，不过也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但是要同这种思想划清界限，不能纵容、姑息。不能认为他们主观动机可能不坏，是糊涂思想，等等。要对这些言论进行严厉批评，使他们认识思想错误，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但如果马马虎虎对待这种反动言论，就是无原则，就不能达到真正团结，就会是同床异梦。
我们不能放纵反动言论抬头。放纵就会鼓励他们的行为。严厉批评是帮助他们分清敌我思想。这样才能做到大放大鸣而不是乱放乱鸣，整风运动才能走上健康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