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话”不一定都“怪”
第3版()专栏:编后随笔
“怪话”不一定都“怪”
有许多像李时铎这样的农民,他们满腹牢骚,常说一些“怪话”。他们说“怪话”,一部分是由于对社会大变革以后的新的生活还不习惯,一部分是由于新生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各项工作中确实有些缺点。
不管他们说“怪话”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之中绝大部分人并无意反对新的制度;恰恰相反,有些人说“怪话”的出发点正是迫切要求把农业社办好。
他们不知道有意见该向谁提。
他们还不会过民主生活,有意见不知道“敢不敢”提。
他们也确实曾经在提意见的时候碰过钉子——因为社干部也还不会过民主生活,也缺乏民主精神。还有的人确实因为“意见多”被扣上了“落后分子”的帽子。
于是,正当的意见在背地里以“怪话”的形式流行起来了。
不要一听见“怪话”就厌恶,平心静气地分析一下它吧。即使是“怪话”,也能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呢,何况有些话其实并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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