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走马观花”记

第3版()
专栏：

八千里“走马观花”记
　新华社记者　李峰
全国总工会办公室副主任李修仁不久前曾随同中央一位负责同志到一些地区检查工作，历时五十七天，行程八千多里，视察了京汉和粤汉铁路沿线十个城市。李修仁说，这只是“走马观花”。记者请他谈谈沿途有关工矿企业群众工作的见闻和观感。他谈到了一些很值得人们深思再深思的问题。
工会工作的“危机”
李修仁开始从北往南谈，从他们到达的第一个城市保定说到最后一个城市广州。他说，他们到达邯郸市峰峰矿区时，正碰上四十多户工人及其家属到峰峰矿务局请愿。原因是那里每户职工住的房子面积虽然相差不多，但是房租相差很大。住公家的房子，每月是一元多；租民房住是四元多，由公家补贴一半；而工会号召工人自建公助的房子，每月要扣八元到十元。因此，那些自己出钱盖房子的工人意见纷纷。工会面对这种情况，不但不帮助工人合理地解决，却去努力说服工人，解释这种不公的“正确性”。因此，那里的工人说工会和行政上是“一个鼻孔出气”，而把工会撇到一边，自己组织起来去请愿解决。工会成了一个工人组织的虚名。李修仁说，他沿途见到或听到的工人闹事事件，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把工会撇在一边。因为这些工会组织不关心或不支持群众的正当要求，甚至为行政方面的官僚主义辩解，为一些不合理的决议和规定等辩护。所以广州、长沙、武汉、新乡、石家庄等地的一些工人，把本来是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叫作行政领导下的“工人管理科”，“官僚主义的舌头”，“行政的尾巴”等等。而当工人和行政领导方面的矛盾尖锐化以致用偏激的方法解决时，工人就把工会撇到一边去。工会失去了群众。工会脱离群众到这种程度，不是工会工作的“危机”吗？
苦恼的矛盾
李修仁谈到了他和十一个城市的工会干部交谈的情况。他说，多数工会干部对工人的正当要求并不都是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的，他们想支持工人的正当要求，但有时划不清是非界限。他们说，他们的工作，在工人群众同党政领导方面意见一致时，党满意，行政支持，工人高兴，工会也光彩，大家皆大欢喜；在工人同党政领导方面的意见发生矛盾时，工会干部就不知如何正确地处理这种矛盾。他们说，他们是党员，党内有党纪，应该服从党组织的决议，否则就可能给顶“工团主义”、“对党闹独立”或“尾巴主义”之类的帽子戴戴，甚至可能被开除党籍。另一方面，他们是工人选举的，是工人利益的代表者，应该服从多数工人的意志，否则就又被工人说是“行政的尾巴”等等，就被工人抛开。在这种矛盾面前，这类干部就产生了两个面孔：在党内，他们说官僚主义种种规定是“不正确的”，应纠正；工人的这种或那种正当要求应解决。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时，为了保持党的行动一致，他们在党外又对群众说，那些官僚主义的种种规定是“正确的”，应该执行；工人的这种或那种正当要求不能解决；他们或者在群众面前缄默不语。结果是非不分，两头不讨好。很多工矿企业的干部都苦恼在这种矛盾之中。
李修仁向记者透露了沿途他自己一件很不顺心的事。他本想沿途搜集一些工会干部为工人正当的利益四处奔走而碰得“头破血流”的事例，以便取得中央负责同志的支持。结果他很失望，一无所获。
走“国家路线”和走群众路线
李修仁说，就他沿途所见所闻，工会干部对工人群众的住宿等方面的问题倒还很关切。于是他把话题转到了他在郑州召开的六个厂的工会主席座谈会。会上，这个说工人家属宿舍不够住，那个也说这是当前最大的困难，还有的说，工厂在郊区，到市区看电影太远，应该在近处为本厂工人修建电影院。在石家庄、邯郸、汉口、长沙和广州等地，也可听到要求修建宿舍、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学校、澡堂、理发室、马路等等的呼声。群众这些方面的要求，应该关心，应该尽量设法解决，但大家走的都是“国家路线”，都伸手向国家要钱，思想上有一种恩赐观点。他说他有这样一种印象，许多人好像是从工作到衣食住行，甚至生老病死，缺什么就想向国家要。谈到这里，记者当作笑话插问道：“照你说的情形，有些人不是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了吗？‘各取所需’。”李修仁半认真地说：“真有那么点劲头！”
李修仁说，他在石家庄、郑州等地参观了一些工厂，厂外都可以看到新建的大片大片的红楼瓦舍，长沙和郑州等地，有些工厂建设宿舍的投资占建厂投资的比重已很大，还有很多工人要求家属宿舍，要求把家属接到城市来。如果都满足这些要求，城市公用事业和服务性行业又要增加大量投资，又要增加大量的职工。这些职工又要家属宿舍……，结果建房子和缺房子的情况势必成为滚雪球式的发展起来，愈建愈多，愈建愈缺。关于这个问题，他这次听到一个新的正确的解决办法，就是工人生活和工人养育子女的种种要求，应该主要是走群众路线，组织职工自己解决。这是可能的。他说，郑州郊区那个要求在本厂附近修建电影院的工厂的工人，因为看电影路远，每次伴同自己的爱人或孩子看一次电影要花一两块钱。这个厂有六千左右的工人，附近还有几个工厂，如果工会组织几个厂的职工集资和用义务劳动的办法修建一个简单的电影院，是可以办到的。理发室、澡堂、托儿所、子弟学校等，也同样可以应用这种办法解决。刘少奇同志过去在安源煤矿组织工人自办的学校至今还不是很好吗？
当哪一等干部
在广州，李修仁听市工会联合会主席和一些厂矿的工会干部说，广东省有的工会干部认为工会干部是四等干部。他们的分法是：党第一，政第二，工程师第三，第四才是工会。这种自我菲薄的现象在其它城市里也时有传闻。有的工会干部更懊丧，认为自己连四等也够不上，连车间主任也不如。工段长是一段之长，也很神气；管理人员也可以呼呼喝喝的，分房子大权在手，怎么分人们就得怎么住。而工会干部就吃不开，说话不顶事，开大会不让上台作报告。住好房子或坐汽车，也往往只是前三等干部有份。李修仁说，他听到的这些议论，实际上都是向上面比权利、比生活待遇。相反地，他没有听到人们同别人比工作，没有听到人们同工人群众比工作、比生活。在广州谈到这个问题时，有人提出了一种精辟的见解。有人说，工会干部最好和工人群众一“等”，或当个没“等”的干部，代表那些“等”外人。工会干部最好也来个“四同”或几同，如同吃、同住、同玩、同劳动等。这样，群众工作才能作活，才不致脱离群众。
李修仁说，广州内港去年冬季实行所谓“机动换班”，即集中工作集中休息的变相加班制，每个工人干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再干八小时，一天干十六小时，两天以后休息一天。搬运工搬的都是一百多公斤重的东西，干八小时已很疲劳，八小时的休息时间中，除去来回走路和吃饭，剩的时间很少，闭上眼不久又到了上班时间。因此，很多人累病了，未累病的工人，因手脚无力，搬得很少，所以拿到的工资（计件）还没有请病假拿到的多（基本工资的75％）。这样，那些不病的人也装病、怠工、请病假，60％的人不上班了。工会干部对行政方面这种错误的决定，不仅不反对，而且还帮助行政方面想办法，使医生不给工人开病假证明，迫使工人上工。这个港工会的两个副主席原来就是本港搬运工人，他们成了“等”内干部，就忘掉了工人的疾苦。李修仁说，如果这两个工会干部不脱产，他们一定会发现自己的身体不是铁打的，一定会和工人一起，挺身反对行政方面这种错误的决定。
“说服万能”及其它
李修仁说，沿途所见，工会对于建设俱乐部、图书馆、电影队和业余剧团很注意，有很大成绩。而对于工人的政治思想动态研究很少。这次发现有些工人滋长一种功利主义，作工挑肥拣瘦，什么工资高干什么。有的技工没活干，让他担担土拿把扫帚扫扫地就感到丢脸。他还谈到了工人中其它的一些思想状况。他说，这些情况并没有引起所有工会及有关方面的注意；有的注意了，但解决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郑州一个工厂的同志谈到解决工人当前的思想问题时说，他们正在加强教育。加强教育的方法是编教材，讲“猴子变人”、劳动光荣、共产主义远景、中国工人运动史。这些教育，一般说是需要的，但只适用工厂内的少数人，如果想用这些教材解决所有职工当前的一切具体思想问题，那就有点无的放矢了。工人的政治教育，应当针对当前的思想状况，解决当前的思想问题。
提到思想教育，郑州等地的工厂对混进工人队伍的流氓很头痛。这些人偷盗、怠工、扰乱生活秩序，屡教不改，于是有人主张开除，有人认为还是应该说服。李修仁说，他很赞成这种意见，即屡教不改者坚决开除，说服并不是万能的。可以等这些人回心转意时，再帮助他们就业。
李修仁在结束他的两个半小时的谈话时说，他认为基层工会工作的缺点同整个工会的领导有关。
记者向他告辞时，他说，“走马观花”式的所“见”，就难免不深；既是所“闻”，就可能有误听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