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言之隐”
第8版()专栏:
“难言之隐”
马前卒
发表了“关于删改”,心里不免“愀然”。自己也是当编辑的,虽然不必抱阿Q主义,讳言头上的“癞”,但一定要扒开头发,扬言于众:“我这里有个癞疤!”也未必算是勇敢,问题是怎样使自己身上不再长癞疮,最为要着。
在过去是,不少作家是当编辑起家的,而现在则是很少作家愿意当编辑。时易势移,编辑就常常“挨”到作家的“骂”:“改稿”、“压稿”和“稿费”——所谓“三稿”问题的不满,全都集中到出版社编辑身上,甚至义愤之余,有人在作协座谈会上,竟声言要开除某出版社与核定稿费有关的某编辑的会籍了。编辑也就这样成为众矢之的。噫嘘嚱!编辑之难,确也难于上青天了。
自然,我们也决不推诿责任。任意删改作家的文章,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但做编辑的处境之难,决不是外人所能想像的。真所谓有“难言之隐。”
有人说,“百家争鸣”能否开展,其中的一个大关,就在于出版社的编辑。但他们不知道编辑要过的关更多。就我所知道的某出版社来说,编辑有三关:第一个是“批评关”。一本书出来了,一受到社会批评,责任就落在编辑身上。读者看到批评,不管是否自己真的读过那书没有,于是写信来纷纷斥责,第二个来了“读者关”。可是这两个“关”,还是容易过的。“冤有头,债有主”,书是作家写的,对编辑说来,最多不过是犯了“失察”之“罪”,解释一番也就罢了。但接着而来的还有“检讨关”。这是上级下来的,不过是不行的。那就“检讨”吧,可是往往是一次不行,二次;二次不行,三次。实在是个大难关。
前些时候,看到人民日报一篇介绍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的评论“重视普列哈诺夫的哲学遗产”的文章摘要。最后一段说:“书评作者又指出,书中的某些缺点是应由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负责。出版局把福米娜的著作一直拖了五年才出版,在这当中这本书遭到了许多批评,事实上就是硬要作者接受当时广为流行的错误见解。”这段话不免叫人哑然失笑。见解虽然错误,却是“广为流行的”,可见责任还不在出版局的编辑。世上只有名教授、名记者,却还很少看到名编辑;编辑而不为“广为流行”的见解所漂没,是很难的。什么原因呢?三关难过。而所谓三关者,事实上也是“广为流行”的社会风气而已也。
为了响应“百家争鸣”,必须明辨责任。我以为,编辑应负的是政治责任,除此而外,文责概由作家自负。如此,则三关破,而编辑也不至于被看作是“百家争鸣”的拦路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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