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学术上的“百家争鸣”
第7版()专栏:
春秋战国时代学术上的“百家争鸣”
杨荣国
争鸣的社会环境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考其所以为黄金时代,就是大家对学术问题各抒所见,百家争鸣。
当然,那时百家之所以能争鸣,是由于有其可以争鸣的社会条件。
从西周末奴隶大暴动之后,发展至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铁器的使用,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就急激地由种族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我是这样看的,对不对是另一问题)。在这一转化的过程中,有氏族贵族的走向没落,有奴隶们的争取解放,又有新兴的地主和商人阶级的日趋上升。这就使得氏族统治大大松弛。因此,原来只是在氏族贵族和氏族成员——自由民之间有着相对的民主,这一来,民主的气氛增强,新兴的势力也稍有资格说话了。如“绛之富商”,他虽“无寻尺之禄”,但是因其富有,而“能金玉其车,交错其服”,“以过于朝”而“行诸侯之贿”。(见国语晋语)他能“行诸侯之贿”,可见其说话的力量。
也正由于氏族统治走向崩溃,民主气氛大大增强,所以臣子在国君面前,不仅有他一定的说话自由,有时还肆无忌惮,对国君很不客气。
在春秋时代,如晋襄公听了母亲文嬴的话,把从秦国俘获来的三帅释放了。但是,大夫先轸走来,问明秦的三帅已经被释放,大怒,对襄公便“不顾而唾”(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在战国时代,比如,齐宣王见了颜斶,便叫“斶前!”——叫颜斶到他面前去。颜斶不但不去,反过来,还叫“王前!”——叫齐宣王到颜斶的面前去(见战国策齐策第十一)。孟子对齐宣王也是如此。王问到孟子关于“贵戚之卿”如何,孟子毫无忌惮地答复,国君犯了过,一再不听臣子的规谏,那末,贵戚之卿便可“易国君的位”,——把这一国君推倒下去,另换一个好的上来(见孟子万章下)。再如“范睢至秦”,秦王执宾主之礼以接待,秦王为了向范睢请教,还向范睢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答曰唯唯。“若是者三”!最后秦王还去跪(即跽)而请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于是范睢才答话(见战国策秦策第三第五)。
在他们中间,如果不是有着民主的气氛,上述的这种种情况是不可以想像的。后来,到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缺乏民主气氛,就不见有这种情况,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一面由于有着一定的民主气氛,大家尚敢于说话。另一面,也正由于社会的急激变革,学术逐渐普及起来。原来,学术只为官府所有,文化官只能“父子相传,以持(奉也)王公”,——教育王公大人的子弟;即对学术本身,也只能“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见荀子荣辱篇)——不敢稍有所增损;到了这时,氏族统治由松弛而走向瓦解,因之学术也由官府而走向民间,——孔子是最先把学术带到民间的一人。同时,由于孔子抱着“有教无类”的主旨,使许多人都受到教育,都有探讨学术的机会,所以学术得到蓬勃发展。
孔子所带的徒弟的众多,据纪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见史记孔子世家)。其后如墨子,也“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见吕氏春秋当染篇)。孟子也有“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这一来,不仅学术空气更加浓厚,也出现了各种学派。
战国时代,某些较开明的统治阶级,如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和孟尝君,他们给有学问有能力的以优礼,所以许多有学问有能力的人都争往归之,如孔子的后裔孔穿和名家公孙尨都在平原君那里作过客。其后吕不韦也是如此,也争取了不少有学问的人在他那里研究学问。
同时,还出现了如邹与鲁以及齐之稷下这样有名的文化中心点。
这是当时百家之所以能争鸣的一般社会环境。
争鸣中论战的情况
由于探讨学术的人众多,于是大家各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对社会,对自然,提出了种种不同的主张和看法,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见荀子非十二子篇)。因此,出现了各种学派,所谓“百家众技,皆有所长”(见庄子天下篇)——各有一套,相互对立。
首先是儒墨的对立。
比如,孔子说以亲亲为主的“仁”,墨子便道“无差等的”“兼爱”;儒家主张厚葬久丧,墨家便“以薄为其道”(见孟子滕文公上);儒家“立命”,墨家便“非命”,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主张虽处于对立,虽各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在对学术的探讨上,也有各自的优点。比如,孔子重证据:“文献不足,”无以为证,他便不说。同时,不论他所做到的程度如何,在学术的探讨上,他倡导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见论语子罕)——这是一个很好的治学态度。墨子重经验,他的“三表法”就是以经验作为认识真理的准则,同时,他虽然非难孔子,但是对孔子的“当而不可易者也”(见墨子公孟篇)的地方,他还是首肯,并不是一概抹煞。
就是孟子,他是主观很强的人,他“辟杨墨”,不论他所辟的应不应该,对不对,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他有一点好的精神,就是他对杨朱墨翟的著作,确是探讨过一番,所以他能把杨墨的中心思想提出来——杨子“为我”,墨氏“兼爱”。他把对方思想的中心抓住,进行分析批判,这样,就不会是无的放矢。只要评论得对,也就容易令人折服。
因为墨子开了这一风气,——抓住对方的中心思想和中心论点来作分析批判,所以后来其他各家的互相论难,都是针对对方的中心论点来作分析批判。这个情况,具体地表现在庄子天下篇、荀子解蔽篇和非十二子篇、以及吕氏春秋不二篇中。特别是吕氏春秋不二篇和荀子解蔽篇,前者以一个字概括各家的中心思想——如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和阳生(杨朱)贵“己”等等,后者则以一个字恰当地批判了对方的思想——如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宋牼)蔽于‘欲’而不知‘得’”和“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等等。这是当时学术论战中的一个特色。
真理是愈辩愈明的。由于当时有些学者们抱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又能抓住对方的思想中心进行研究讨论,所以真理也就出现。
比如,孔子倡导“天命”,墨子反对。他说:“夫岂可以为其命哉?故以为其力也。”(见墨子非命下)于是,到了荀子手里,这道理愈辩愈明白。荀子虽属儒家,理应遵守儒家的意见而相信天命;可是,他在这点上,还是首肯了墨子的意见,并且还比墨子进了一步,不仅不相信天命,甚至认为人们应当“制天命而用之”,(见荀子天论)——应当征服天命,征服天命而为人们所用。
墨子“明鬼”,——说是有鬼神。这虽然是他达到兼爱的一个手段,可是要说有鬼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不仅儒家如荀子,不认为有鬼,说有鬼只是人的精神恍惚或失常的时候,才感到有,实际上是没有的,因而反对“营于巫祝,信禨祥”(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法家韩非也是如此。他也反对“事鬼神,信卜巫”(见韩非子亡征篇),而倡导“使民以力”(见韩非子六反篇)。就是墨家后学,对他老师其他思想,如兼爱的思想和科学的思想都加以阐扬,但是对他“明鬼”这一点,连提都没有提了。可见真理是愈辩愈明的。
儒和法的对立,主要表现在“礼治”和“法治”之争的上面。
在春秋时代,一般对新鲜事物感觉很强的政治家,如郑国的子产和晋国的范宣子,他们见到:当时社会在急激变革,有奴隶们的争取解放,又有新兴势力的抬头;在这情势之下,自然,礼治是站不住了。于是,他们就要施行法治。只有施行法治,才能解决当时现实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可是,公元前五三六年,当子产在郑国施行法治时,晋国叔向听到了,写信给子产,说是这一来,“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会不利于统治。子产坚持他的意见,答复说,“吾以救世”,非行不可(见左传昭公六年)。到公元前五一三年,范宣子又要在晋国施行法治,孔子听到也反对,说是这一来,便“贵贱无序”了,又“何以为国”呢?范宣子没有理喻(见左昭二十九年传)。
就是在战国时代,商鞅在秦国要施行法治时,还和杜挚他们展开过一番激烈的辩论。辩论中,商鞅的道理,就是“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结果,商鞅战胜,秦国于公元前三五○年厉行法治(见商君书及史记六十八商君列传)。
并且,这一论争,不仅是法家战胜了,就是稍后的儒家,如荀子,他也给予法治以肯定。他所倡导的“礼”,便和儒家传统的“礼”不同,他的“礼”是带有“法”的意义的。到他的学生韩非便正式倡导法治,——成为法治学的完成者。
倡导“法治”是符合当时现实的发展的,而坚持“礼治”则反是,因此,法治战胜。所以反对派的儒家,如荀子,也不能不在这一真理的面前低头,——肯定法治。
至于“名”和“墨”的对立,一个是要把具体物概念化,从概念化中而否定具体物;一个则要求实事求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倒是为非。
比如,公孙龙说“白马非马”。为什么呢?他认为:白是命色的,马是命形的;既只是白色和马形,怎的说是马呢?
墨者从正视现实中给予公孙龙以反击。他从论证中,不仅认为白马是马,骊马(黑马)也是马;因之乘白马即是乘马,乘骊马也是乘马。
墨者的论证是走向真理的途径。
又如,公孙龙和孔穿在平原君家,辩论臧获(仆人)是否有“三只耳”的问题。尽管公孙龙论“臧有三耳”论证得头头是道,孔穿说他不过,但是孔穿还是对平原君说:虽然公孙龙说的头头是道,可是硬要说“今为臧三耳甚难而实非也”,说“谓臧两耳甚易而实是也”(见孔丛子公孙龙)。——不承认公孙龙的论证。
儒家荀子也反对,说名家这班人是“蔽于辞而不知实”(见荀子解蔽篇)。
给予名家批评的,还有被称为阴阳家的邹衍。他从对名家的批评中,认为学者的立说,应当“抒意通旨”,使人“明其所谓”,而“不务相迷”;像名家的立说,就不能“抒意通旨”,不能“明其所谓”,反而“相迷”,这是很不好的。同时,他还认为,学者们的互相论难,不论是论战胜了或是败了,都应当抱着这样的态度,就是“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刘向别录,见史记平原君列传集解引)——意思就是学者们的论战都是为了追求真理,故战“胜者”固“不失其所守”——所守的对了,但不要骄傲;而不胜者亦应虚心,应认识对方之所以战胜,就是对方的立说是真理;既是真理,因而在自己一方面,就是“得其所求”。这是追求真理的很好的态度。
从上述各家对学术的探讨与论战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由于他们的探讨和论战,学术的真理性日益鲜明起来。具体的表现是:(一)由“宿命”而“非命”而“制天命而用之”;(二)由“有神论”而“无神论”;(三)由“礼治主义”走向法治主义;(四)由“似是而非”的理论走向“实事求是”的理论。
加上当时因冶铁事业的发达,生产力抬头,对科学技术的要求益为迫切,这就引导到科学思想的开展。墨家本有科学的传统,墨家后学又从对各家的论战中,特别是从对惠施公孙龙思想的论战中,除了引导到他们的方法论日臻于严密——不仅是运用类比法、归纳法和演绎法,又知道从事物的矛盾中去把握事物的质(所谓“同异交得,放有无”)(见墨经),——等等之外,最重要的是在人定胜天的思想指导之下,发现了力学原理、光学原理和几何学原理,形成了一套自然科学理论。
一方面有了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另一面也有了科学的制作。除“考工记”中所载各种工艺产品外,水利工程方面,更有长足的进展,——有李冰的都江堰和郑国的郑国渠(见史记河渠书)。这两大水利工程的建造,自然又引导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达。
于是,我们可说,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既提高了学术文化的水平,又提高了社会的生产力。
我们对争鸣的认识
上述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所给予我们的认识是:
第一,在各以其学而争鸣中,各人自应坚持各人的中心论点而进行论战;在论战当中,如果发现对方的某些意见确有是处,即使是点滴的,人们即应坦白承认。孔子是墨子的敌对派,可是墨子对孔子的某些意见,是“当而不可易”的,他就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为学态度!如果是“非真理性”的东西,如墨子说到有鬼,不仅当时稍有认识者难以首肯,就是墨家后学也就把它摒弃不提了。
第二,在论战中,关于对方的中心思想和中心论点,一定要掌握住。这样,既不会流于任意谩骂,无的放矢,达到实事求是;同时,如果所分析批判的是正确的话,自也为对方所乐于接受。
第三,在论战中,固然要坚持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待到若干时候,从真理的愈辩愈明中,对方的主张或看法是正确的,于是自己除坦白承认对方的意见外,自己欠正确的地方也可因之而进行修正。这也就是邹衍所指出的:“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他这一番话,也自反映出当时各学派论战的总的精神。这一总的精神,也是我们今日学术上百家争鸣所应有的。
第四,百家争鸣,互相论难,就从争鸣论难中而日益接近真理,走向科学,因而引导到科学技术的发达,又从科学技术的发达中进一步提高了社会的生产力。所以百家争鸣,既提高了科学水平,又促进了社会的生产力。
第五,他们从争鸣论难中所达到的真理性的结论,例如,无神论和人定胜天的思想都给予后代思想的影响很大,王充和范缜的系统的无神论思想自是由这一时代的无神论肇其端。贾思勰之“齐民要术”中所叙述的各种工艺科学,以及张衡和祖冲之的科学发明和科学理论,也是由这一时代的人定胜天思想导其绪。这不是很明白的吗?
今日的时代,在本质上并不同于春秋战国时代。当时只具有某种程度的民主气息,而今天是人民民主时代。今日倡导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全然是自觉的,而一切条件又较春秋战国时代优越到不知若干倍。特别是今日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因之今日所掀起的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的高潮,不仅范围广大,而且成绩也就一定更大,更能引导到科学水平的提高,从而一定能加速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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