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命运

第2版()
专栏：

掌握命运
本报记者 范荣康
义利食品公司是北京市最早出现的公私合营企业之一。公私合营的四年多来，这个朝不保夕的资本主义的烂摊子，变成了华北区最大的一家食品工厂。
倪家玺是义利食品公司的私股代表，现在担任副经理的职务。他的祖父是资本家，他的父亲也是资本家，他自己立足于资本主义市场也已经有20多年了。20多年前，他创办了大华实业社。在街头上，报纸上，杂志上大吹大擂地做广告，宣传大华实业社出产的留兰香牙膏是“美国技师配方，”有“水果香味”，那时他迷信广告，认为广告决定商品的销路，留兰香牙膏的广告直做到这样的程度：整个大华实业社的营业收入还不足以支付留兰香牙膏这一种产品的广告费，但倪家玺满不在乎，他觉得这正是自己目光远大，他幻想着有一天大华实业社出产的留兰香牙膏会同“可口可乐”齐名，幻想着有一天自己经营的企业会遍布全国。然而，还没有等他赚回一元钱，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上海，一颗炸弹毁灭了大华实业社，也毁灭了倪家玺最初的幻想。
抗战爆发后，倪家玺到了国民党统治区，他很快就发现组织运输公司是“喇叭一响，黄金万两”，马上买了两辆大卡车跑公路，后来就四辆、八辆、二十辆、四十辆的发展起来，成立了联华运输公司。
倪家玺得意起来，觉得自己脑筋灵活、办法多，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可是，联华运输公司的黄金时代也只是昙花一现。不久之后，官办的中央信托局成立了运输公司，花纱布公司也有了运输大队，宋子文的扬子公司也设立了运输部，私营的运输公司接不到货，买不到汽油，营业范围越来越小，偶而装满了货，一路上还有重重关卡敲榨勒索。在多方摧残下，联华运输公司最后只剩下两辆卡车，到国民党向贵州溃退时，这两辆卡车也没有了，倪家玺和成千成万的难民一起徒步逃难，他唯一的女儿就在逃难的路上死去了。
抗战胜利后，倪家玺回到上海。老家的资本大大充实了他，他迅速把摊子铺了开来，先后成立了炎华实业社、杨清长途汽车运输公司等企业，重建了留兰香化学制品厂。也在这时，倪家玺同其他一些资本家合股，把英商义利洋行买下来，更名为义利食品厂。
义利洋行是当时上海著名的四大食品公司之一。倪家玺等满以为凭着义利的名声，可以大赚一笔。不料美货倾销，市场上到处是美国巧克力、美国水果糖，义利食品厂的产品销路很快就一落千丈，到最后每月只能勉强开工十天半月，全厂只剩下一套陈旧的机器和六十多个工人，资金枯竭到连工资都发不出去。
倪家玺经营的其他企业，在美国帝国主义疯狂的经济侵略下，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扼杀下，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厄运。办企业越来越没有前途，投机市场却一天比一天活跃起来。倪家玺也把资金从企业里转到投机市场上来，大做起黄金、美钞和棉纺生意，整天买空卖空。
上海解放了，投机市场被取缔了。倪家玺只得回过头来经营企业，把主要精力用到义利食品厂来。但是这个厂沿袭旧习，摆着一付专门生产“高级食品”的自命不凡的架子，脱离广大人民的需要，产品销路始终不能打开。义利食品厂的原料供应和产品推销全部是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发生关系的；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活动范围，在我们的国家里，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增长，是越来越小了，不同国营经济挂钩，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就越来越困难。同时，在企业内部，劳资纠纷也日益尖锐，工人们不愿意受资本家的剥削，看不惯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各种落后的和混乱的现象，生产情绪不高。
这样，倪家玺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义利食品厂又陷入发不出工资的困境。但倪家玺还不甘心失败，他一狠心，把六个门市部都租出去，拿了一笔押金，扩大了流动资金，满以为流动资金多了，企业的情况就会好转。可是，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流动资金又赔光了，企业奄奄一息，义利食品厂不但没有让倪家玺赚钱，反而成了他的包袱。
在无路可走中，义利食品厂接受了国家的投资，变成公私合营企业，并从上海迁到北京来，改名为义利食品公司。
义利食品厂公私合营，对倪家玺说来真是一个福音。他私心窃喜，认为这个包袱总算扔给国家了；再赔钱，该由国家来管。可是，这么大一笔资金没有捞回来，窃喜之余不免又有几分惋惜。再看到实行公私合营后，资金多了，很想抓着这笔本钱再大干一场。因此，当公私合营义利食品公司董事会让他当经理的时候，他打消了最初想乘机离开义利食品厂的念头，利用公股代表不熟悉业务，不明确怎样改造企业的弱点，操纵了整个义利食品公司的大权，把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义利食品公司虽然挂出了“公私合营”的牌子，但对倪家玺说来，他所接受的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企业中的领导，不是国家对他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仅仅是一笔投资。这笔国家投资在倪家玺看来，同其他私人投资并没有什么区别，都一样是他发展资本主义的本钱。
倪家玺主持的义利食品公司无论在经营上、管理上都继承了旧义利食品厂的一套腐朽的办法，结果也和旧义利食品厂一样月月亏本。特别是倪家玺追求暴利，一斤巧克力糖成本只三元多，却标价八元，更闭塞了销路。公股代表屡次督促倪家玺改变经营方针，薄利多销、面向大众，但倪家玺仍然独断独行，对公股代表的建议不理。这样，义利食品公司又陷入困境。到1952年年初，全部流动资金赔光不算，还负债75，000元。这时候，“五反”运动开始了，75，000元的负债震惊了义利食品公司的全体职工，大家被倪家玺拒绝接受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领导，终致把企业搞垮的罪行激怒起来，同时，老工人们又揭露了倪家玺在合营时高估财产，拉拢工人的非法行为。在工人阶级强大的威力面前，倪家玺不得不低头认罪。
到这时候，倪家玺才逐渐认识到社会已经变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一股不可抗拒的社会主义力量改造着资本主义制度，他站在和这力量对抗的地位，就不能不失败。
“五反”运动之后，义利食品公司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五反”运动中，义利食品公司同时完成了企业的民主改革，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同时，在倪家玺停职反省期间，以公股代表为首组成的临时行政小组通过了决议，改变营业方针，降低价格，薄利多销，面向大众，并逐渐缩小了同自由市场的经济联系，为百货公司、合作社和机关团体加工订货的业务量大大增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企业中树立了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
当“五反”运动结束，倪家玺回到义利食品公司担任副经理时，这个企业已经从月月亏损走向月月有盈余了。糖果的日产量从三百斤提高到六、七百斤，饼干的日产量从九百斤提高到一千多公斤。
企业稳定下来，有了前途。倪家玺的生活也稳定下来，也有了前途。——这个前途，就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放弃剥削，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一个光明的前途。
在这个前途的面前，倪家玺犹豫了一阵，一度表现消极。但是，永远消极下去是不行的。路只是两条，不走那条，就走这条。倪家玺是企业中的一分子，企业在改造，他在这个企业里工作，同公股代表坐在一幢房子里，天天和工人见面，也不得不改造自己。倪家玺的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社会在进步，他的家庭也在进步，他的四个儿子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参加了部队，他们督促着他进步。倪家玺是一个识时务的聪明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既然走不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确实还有前途，也就跨上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路。
跨上了这条大路之后，倪家玺才发现这条路比自己最初设想的要宽广得多。公股代表帮助他，教育他，尊重他的职权，纠正他的错误，鼓励他进步，工人们也主动改善同他的关系，他觉得自己在企业中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他的一切正确的意见都能在企业里被采纳。在开展增产节约竞赛的时候，他创造了一种装四两糖的纸袋，仅就当时为北京市百货公司加工的一批业务计算，就可以节省二万多元。他建议把果子面包的包装纸改六开为八开，建议掺硬腊油烫腊纸，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提高了质量。这些好的建议都受到了职工们的欢迎。
义利食品公司日益发展起来，成为北京市公私合营企业中一个成功的先例，在北京市工商界中有一定的影响。倪家玺也先后被选为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北京市糖果行业公会的主任委员和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之后，倪家玺一面筹划着在义利食品公司推行定息的办法，一面奔走于同业之间，计划着北京市糖果业的全行业合营。
倪家玺对自己的前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了信心。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前途同社会的前途结合起来，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附图片）
北京市公私合营义利食品公司私股代表、副经理倪家玺（左），公股代表、副经理杨庆亮（中）和公股代表、副经理史自荣（右）在研究改进食品的包装问题。本报 王志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