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立包拯家训碑前

第12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肃立包拯家训碑前
　　张雨生
　　并非包拯后裔，无须受其家训约束。但是，到合肥拜谒包拯墓，站在他的家训碑前，不禁肃然起敬，默默垂手而立。读着那几行情义千钧的文字，心灵为之震颤，灵魂得以净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训岂止教诲子孙，而不惠及世人呢？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滥者，生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
　　包拯的这则家训，不是临终遗嘱。生前，他就刻石告诫。那时候，他官居高位。现今的墓园里，有包拯的主墓，还有其亲人的附墓，即夫人董氏、长子包繶、长媳崔氏、次子包绶、次媳文氏、长孙包永年。细辨，刻有这则家训的石碑，不是东壁的宋碑，而是后人重刻的。它立在包氏家族的墓群中，同样让非包氏的后人惊心动魄。
　　若编排古代清官系列，翻开史书，包拯能不能稳居第一，我说不准。要是调查民间意向，则敢肯定，他准能坐上头把交椅。“包青天”早成了清官的代名词。老百姓晓得他，尊称包公，多不是读史，而是看戏，看传，看画，听故事，听说书。民间传说至少有两种趋向：一是将众多的清官形象，集中到包拯身上，使之成为清官的代表；二是把想象的清官样子，通过包拯表现出来，使之成为理想的化身。一位高官，历朝历代，能得到这般推崇，除了包拯，还能数出几位呢？
　　表彰先贤，世上立有许许多多的碑，石碑、铜碑、金碑，还包括书之于典籍，即所谓树碑立传。但是，又有哪一种碑，能比老百姓的心碑更高大，更伟岸？
　　清官，无论是理性的概念，还是实指的人物，都曾被某些理论家弄得很混乱。好在老百姓的口碑不曾被糊弄。“阶级论”也好，“本质论”也罢，他们似乎都不理会。真的是清官，古代的，现代的，都会刻在心碑上。他们不在乎理念的漂亮，而在乎实际的行为。
　　包拯庄重肃穆的家训，对其子孙的影响又如何呢？
　　包氏家门人丁很不兴旺。董氏只生独子包繶，早亡无后。如夫人孙氏生了个男孩，由长媳崔氏抚养成人，名包绶。崔氏后来还收养了螟蛉子，名包永年。崔氏因使包拯后继有人，受到宋哲宗的嘉奖，嘉奖令出自大文学家苏东坡之手。包绶和包永年做过州县官。考察一下他们的官德，便可知包拯家训对子孙的强大约束力及教诲作用。
　　包绶“生平清苦守节，廉白是务，遗外声利，罕有伦比。”四十八岁那年，赴任谭州通判，在路途上病故。打开他的箱子，“除诰轴、著述外，曾无毫发所积为日后计者。”只好把他随身携带的墨砚、印鉴、碗罐等，置于棺木中埋葬。1973年，清理包绶墓，诚如史籍所载，仅从墓中取出这些极简单的遗物。他的夫人文氏，是当朝副相文彦博的小女儿，身世显赫，却也是“赋性寡欲，常不如荤，以清静自将”，严格遵循包拯的家训。包永年历任县主簿、县尉、县令等职，“凡厥莅官临事，廉清不扰。”死后，清理他的财物，“了无遗蓄”，丧葬费用，还是两位堂弟资助的。做官做到如此廉洁，包氏门风这么清白，怎能不令后人感叹。
　　包绶、包永年两代子孙，以及崔氏、文氏等子媳，弘扬祖德，身体力行，使包拯的遗志得以实现，形成了包氏家族的“孝肃家风”。包绶墓、包永年墓，以及夫人和子媳之墓，都葬于包拯墓之侧，得到后世同样的敬仰，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若有犯滥，生不得还家，死不得归葬，这话说得多么绝情！其实，绝情也是至爱。这使得他们丝毫不敢懈怠，终不愧为包拯子孙。
　　古往今来，官风与家风，治国与治家，总是紧密相连的。一位官员的官风不错，家风却很糟，他的官风必然要大打折扣。夫人犯滥，子女犯滥，要说与他没有关系，从法律上讲，也许能成立；从道德上讲，从人的社会性上讲，是不能成立的。后院起火，养出纨袴子弟，乃至权势狂、金钱狂，而自己还能留下清官之名的，史册上没有，老百姓的心碑上更没有。中国人看重家风，看重家族声望，这是一个好传统。家风多是纵向发展，社会风气多是横向发展。好的家风一旦形成，能影响几代人，在社会风气的发展中，起着贯穿作用，中坚作用。
　　肃立在包拯家训碑前，我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日本一位艺人来华，听演奏阿炳的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听着听着，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他万分感慨地说：“这样悲壮哀婉的经典乐曲，不能坐着听，只能跪着听。”此时我也深有感慨，这样浩气凛然的家训，也只能肃立在他的墓前读，乃至要跪下去读。在书斋里读它，不会如此荡气回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