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毕尔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友谊之花

怀念毕尔
本报记者 朱梦魁
　　去年10月26日，黎巴嫩友人毕尔先生病故了。一个可敬、可爱的老人，就这样令人惋惜地终止了他63岁的生命历程。他去了，可他在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毕尔先生的全名是毕亚尔·优素福·阿布哈迪尔，朋友和亲属都爱称他为毕尔。毕尔先生1938年出生在贝鲁特，曾就读于基督教的教会学院，父亲优素福是个普通鞋匠。像许多善于经商的黎巴嫩人一样，毕尔先生青年时期就显示出经营管理的天赋和才华。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他先在远东和东南亚地区谋求发展，后来在台湾建立了全球快递服务公司，并与聪明漂亮的台湾姑娘王相如结为夫妻。对于毕尔先生来说，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只是没有子嗣，而且长期远离故土。随着黎巴嫩战乱的结束，出于参与祖国重建大业的考虑，他于1994年初将公司总部迁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文化与友谊架起了与毕尔先生相识的桥梁。1993年11月22日，正值黎巴嫩独立50周年纪念日，黎巴嫩驻华大使法里德·萨马哈在北京长城饭店举办黎中文化交流研讨会，毕尔先生偕妻子王女士应邀参加。在研讨会上，长期从事阿拉伯文化研究和翻译的中国学者和专家们，翔实地介绍了黎巴嫩文艺作品在华的翻译、出版和传播的丰硕成果，论述了纪伯伦、米哈伊尔·努欧迈以及艾敏·里哈尼等黎巴嫩作家和文学巨匠的艺术生涯、创作思想以及作品的时代背景。看到这意想不到的情景，毕尔先生当即表示诚做东道，邀请我们赴黎采风，以便进一步密切黎中两国的文化交流。
　　毕尔先生的慷慨举止引起我们的敬重和关注。他身材魁伟，满头银发，面色红润，衣着讲究，当时虽已年过五旬，但性格豁达开朗，言谈幽默风趣，充满活力。他确信，是命运让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看好中国的远大前途，他力促中国与黎巴嫩和其他中东国家之间的商贸往来，并实际参与和拓展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货物快递商务。
　　在1994年4月访黎期间，我们曾多次应邀到毕尔先生的家里做客，对他的信念和情怀有了多方面的了解。在黎巴嫩战火纷飞、派别争斗的黑暗岁月，他坚信“山河百战归民主，铲除崎岖大道平”，并且预见和平的阳光必将普照黎巴嫩。他曾多次向我们表达他的真实感情：“黎巴嫩是我的祖国，中国是我的家。”毕尔先生毕生关爱儿童，他最痛心的是看到世界上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饥饿和贫穷。他常说，“我自己没有孩子，但全世界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他还主张社会应特别关注女子教育问题，因为女孩长大要做母亲，承担教育下一代的重任，因此她们从小就应得到良好的教育。
　　为了表达对中国的深情厚谊，毕尔先生以实际行动参与中国的希望工程，成为资助中国希望工程的第一位中东地区的友人。1994年7月，毕尔先生利用到香港处理商务之机，特意来到北京的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捐资2000美元，用以帮助山西的50名失学女童。次年，他拿出5.5万美元给当时的贫困县山东冠县，用以在定寨乡建立“黎巴嫩女子学校”。此后，他又捐款2000美元资助冠县的40名失学儿童。
　　在向中国的希望工程捐款时，毕尔先生再三叮嘱，“请不要宣扬我的名字，只是请你们记住这是来自黎巴嫩的捐款。”这感人肺腑的话语包容着多么沉重的含义！刚刚从战火中走出来的黎巴嫩，一手在疗伤自救，一手又去出资助人，这种捐赠就尤为可贵。更为可贵的是，毕尔先生慷慨解囊，却不图个人扬名，而着力宣扬他的祖国黎巴嫩，令人由衷地敬重和感佩。
　　让毕尔先生高兴和慰藉的是，1995年春节前夕，他收到了受他资助的女孩子们的感谢信。其中的一封这样写道：“当您的助学捐款送到我们家里时，我和全家人都感动得流下热泪。万万没有想到，我这个生活在大山里的女孩能得到一个外国友人的关怀。当我拿到新课本时，我一定努力学习，将来用我学到的知识为祖国服务，也决不辜负您对我的关怀。”写信人是山西省保德县桥头村的女学生王明英。这几十封用眼泪和心声写成的滚烫的信，令毕尔先生非常感动。当时他从贝鲁特打来电话，表达他的兴奋之情，表示他还将继续资助中国的希望工程。
　　毕尔先生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义举不胜枚举，可他生前从未向包括我们在内的亲朋好友张扬表白。及至他病逝之际，我们才从黎巴嫩方面得知他生前致力慈善与救助的部分业绩。他曾通过“国际扶轮社”，在黎巴嫩、美国、英国、德国等许多国家出资助教兴学，建立救死扶伤的医疗设施，赞助文化与艺术事业，捐助宗教设施的维护与修缮。他还为贝鲁特基督教大学设立奖学金，以鼓励那些学业佼佼者，并打算设立专项助学金，用以资助一些中国高中毕业的女生到这所大学来选修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
　　这仅仅是毕尔先生毕生信奉博爱、助人为乐诸多事例中的点滴。这些业绩是毕尔先生博爱精神的丰碑，体现了他甘于奉献、爱人、助人，而又不求回报的高洁情操与超凡境界。(附图片)
　　毕尔在扶轮社的一次聚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