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看浙江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与思考

　　文化视角看浙江
　　本报记者 鲍洪俊
　　“十五”开局之年，浙江各项经济指标全线飘红，源源不断的参观者纷至沓来，探询究竟。岁末年初，记者怀着同样的好奇穿行在浙江大地，渐渐发现政策、体制等关键因素之外的文化原因。省委书记张德江一语道破：文化也是生产力；源远流长的商业精神和商业文化积淀在老百姓的血液中，像基因一样代代相传，成为支撑浙江经济发展的精神支柱。
　　绍兴县委书记顾秋麟介绍，绍兴在唐朝就以“日出华舍万丈绸”驰名天下。杭嘉湖地区从南宋开始，就是丝绸纺织之乡。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主张“通商惠工”、“义利并存”。19世纪末，温州“东瓯三先生”陈虬、宋恕、陈黻宸三人提倡“齐商力、捷商径、固商人、通商法”。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在杭州经营发迹，创办起与同仁堂齐名的胡庆余堂。温州自古受海洋文化影响，对外交往历史悠久，具有开放开拓的胸怀。正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商重利的传统品格，使得浙江人“有了土壤就发芽，有了阳光就灿烂”。
　　秉承崇商传统的浙江人敢试敢闯，务实敬业。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说，即使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温州人也在断断续续、从未停止过各种包干到户的尝试。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农村改革的春风吹来时，浙江人立即走出家门、走出土地，开始了市场化、工业化的进程。他们以强烈的开放意识，走出土地，走向世界。国内几乎每一个大中城市都有浙江人在开店经营。光是一个温州，就有160万人闯荡在全国各地，50万人在海外创业。温州商店、温州商城名扬海内外。
　　“只要能赚钱，我情愿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费尽千言万语，吃遍千辛万苦。”杭州市某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蔡学伦的这句感慨颇有代表性。80年代以来，南到三亚，北到漠河，不论寒暑晨昏，大街上卖珍珠、眼镜的，理头发、修鞋的，多半是浙江人。90年代，大中城市摆摊开店的，依然少不了浙江人。现在，进军西部最多的东部企业家，一问籍贯，很多还是浙江去的。著名的全国缝纫机生产行业龙头飞跃缝纫机总经理邱继宝创业前是位走街串巷、修修补补的小裁缝。他们愿意赚别人不肯赚、不屑于赚的钱。一个温州，去年光是打火机、眼镜这些不起眼的小商品，出口额就超过2亿美元。
　　浙江人赚钱有一个诀窍：逆向思维，善捉商机。1984年，温州遭遇一场特大台风，市区积水1米深，许多店铺惨遭浸泡，然而全市几乎听不到叹息埋怨声。风过天开，温州人打开店堂仓库，把大街小巷变成五颜六色的大商场，减价甩卖浸泡商品，拉动消费需求，不仅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还为下一步发展赢得宝贵资金。
　　最难能可贵的是，许多浙江人发生了“从穷人到富翁、从打工者到董事长”的本质变化，依然能保持朴素本色、创业精神。台州一位创下几亿元资产的老板，因为自己带车要多花300元，宁愿坐火车去上海出差。国内最大的幼儿米粉生产企业杭州“未来”的老板，可以拿出100万元捐助长江洪涝灾区，自己日用却十分节约，身上穿的是洗旧了的的确良衬衫。如今的浙江存在许多难以理解的经济现象：东阳不产木头，却有全国最大的木条产业；嘉兴不产羊毛，却有称雄国内的羊毛衫市场。全省没有资源依托的块状区域特色产业簇群有300多个，有人称之为“零资源现象”。许多地方守着资源没事干，浙江人却能无中生有，在市场上做出大产业，这不仅仅是因为政策、体制原因。浙江的发展，离不开浙江省的文化、离不开浙江人的精神。省委负责人曾在一次会议上动情地说：“浙江人民经受市场经济的锤炼，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广泛群众基础的浙江精神，充分展示了当今浙江人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