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浅说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治学漫笔

　　治学浅说
　　有林
　　做学问，首先要去做，去认真地学习和研究。对于学习和研究的对象，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就必须有刻苦钻研的精神。所谓钻研，当然不是死记硬背，也不是只懂得皮毛，而不究其实质。做学问，不仅要肯于用功，而且要善于用功。善于用功，最重要的是掌握正确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舍此而求其他，是行不通的。方法得当，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在方法得当的条件下，学问的多少和深浅，是和所用功夫成正比例的。切不可心情浮躁，凭拍脑袋而语出惊人，丝毫不顾论点能否站得住脚。要知道，做学问，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进一小步，都要付出辛勤的劳动。还是马克思说得对，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做学问，要向书本学习，更要向实际学习，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理论之树是苍白的，实践之树常青。许多学者都有这样的经验，带着问题学习，比无目的读书要深刻得多。毛泽东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就大的方面来说，这关系党的作风的好坏，关系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单就学习效果而言，这也是最好的途径。学习社会科学是这样，学习自然科学同样如此。谁都知道，学物理、学化学的学生不进实验室是不行的。
　　做学问，既要学，也要问。问，是一种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不能囫囵吞枣，食而不知其味。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不是死记它的词句，而是要领会它的精神实质。对于古人的思想，要经过认真研究，区别其精华和糟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做到古为今用；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经过认真研究，分清什么是对我们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从而趋利避害，做到洋为中用。食古不化也好，食洋不化也好，都是要不得的。
　　做学问，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就事论事。《新唐书》刘子玄（即刘知几）传载，礼部尚书郑唯忠曾问刘，“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刘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才，就是才能；学，就是学问；识，就是见识。刘知几认为，“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也就是说，“才”和“学”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只有这两者，没有“识”，也不能成为“识”者。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识”，就是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社会科学是有阶级性的。其实，就在古人那里，许多人注六经，实际上又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六经注我。完全不为任何阶级的利益考虑，不为任何阶级的观念所左右，站在超立场上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不大可能有的。别的国家我们不说，我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应该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怀有这样的目的来做学问，就不会就事论事，而是把科学性和革命性完满地结合起来，取得既推动学术发展又有助于建设事业的成果。
　　学习的敌人是自满。古人常用“学富五车”形容某人学问渊博。此语出自《庄子·天下》。那时，书是刻在竹简上的。五车，大概还不及《资本论》加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论》的字数多。今天，真要做个学问家，要读的书恐怕百倍于“五车”那样多的字数也不够。没有广博的知识是不可能成为学问家的。浅尝辄止不行，只啃一门、别无他顾也不行。古人尚且知道“学，然后知不足”，我们更应有这种自知之明。切不要被捧为著名什么家就沾沾自喜。如果真的著名，用不着加此头衔；如果连业内人士都不晓得，加个头衔也不会增加什么。
　　做学问要懂得知错就改。客观事物无时无刻不处在发展变化之中，人的认识不可能不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是使认识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改变，是有利于实现最高理想的改变。从研究工作者个人来说，改变认识要采取严谨的态度，即经过认真研究，判定以前的认识错了，而且弄清楚错在哪里，就是说，知道错是怎么错的。是自己认识到错而改变的，而不是因为别人都这么说而改变的。这样的改变才是科学的，而不是盲目的。至于自己认为是对的，那就不要去管别的学者怎么说。这就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懂得知错就改，走的路就会顺利得多。弯路如果不能不走，我们就应要求自己少走弯路。走了弯路不可怕，只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有正确的方法，那弯路就会是曲折的正路，或者说是正路的曲折，费点时间和体力，总还是能够回到正路上来的。
　　最后，做学问和做人又是分不开的。许多大学问家，都是道德修养很好的人。很难设想，一个道德极为低下，事事处处只考虑个人的蝇头小利，置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于不顾，甚至为了利己而损人，为了肥己而损公的人，一个痴迷于花天酒地的人，一个缺乏职业道德、在学术上弄虚作假的人，会在科学上有很大的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