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脚下的土地爱得深沉”——昭通文学现象及作家群研讨会侧记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我对脚下的土地爱得深沉”
　　——昭通文学现象及作家群研讨会侧记
　　徐怀谦
　　在中国古代由成都起始的“南丝绸之路”上，由川入滇的第一个驿站叫豆沙关，位于今昭通市盐津县西南二十公里处。驿道宽仅五尺，史称“五尺道”，现存相当完整的一段全长三百五十米，道上有深深浅浅一百四十七个马蹄印。如今，马蹄声远，驿道荒芜，拿它与脚下通过此关的内昆铁路和213国道相比，它的确土得掉渣，当年可是交通繁忙的官道啊。成群结队的马帮，就是沿着这条官道，驮来了丝绸、茶叶，驮来了昭通府经济的繁荣，也驮来了北方的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和楚文化。本土的“朱提文化”与几种外来文化冲突、交流、融汇，形成一层厚厚的相衍成习的文化积淀，并在上个世纪孕育出姜亮夫、张希鲁、包鸣泉等一代国学大师。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前，随着成昆铁路、贵昆铁路的开通，这里成为被铁路、公路遗忘的地方，曾经富庶的昭通慢慢落伍了。
　　但这里的文化融汇还在继续，“其民好学”的遗风还在继续。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这片封闭已久的厚土时，被这片土地上的苦难和巨变所震撼的一批作家纷纷拿起手中的笔，蘸着血，和着泪，开始抒发他们内心深处压抑已久的情感，抒发他们对于这片土地深深的爱。
　　这真的是一片文学的热土。短短十几年的耕耘之后，这里已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1999年底，在云南省作家协会首期聘任的二十三位签约作家中，有八位是昭通本土或昭通籍的作家，他们是潘灵、雷平阳、胡性能、黄玲、夏天敏、樊忠慰、刘广雄、李骞；另据统计，2001年云南作家在全国大型期刊发表的作品总量中，昭通作家占了百分之七十三；小说作家夏天敏以其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获《当代》2001年度拉力赛大奖之后，又在《人民文学》、《十月》等全国大型文学刊物相继发表中篇小说《黑村》、《地热村》、《只有一个好人的村庄》、《飞来的村庄》等；青年诗人樊忠慰已先后在《诗刊》发表六十多首诗，他的新诗集《绿太阳》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在诗坛引起较大反响；昭通文学的拓荒者、老作家曾令云创作的反映红军长征过扎西的电视连续剧《扎西春晓》进入投拍阶段，他的报告文学《一桥飞架南北乌蒙天堑变通途》获全国报告文学征文赛一等奖；在昭通文学史上，可以写下的名字还有蒋仲文、邹长铭、宋家宏、傅泽刚、陈衍强、杨昭、张仲全、贾微、夏玲……昭通文学现象开始引起文坛的关注。
　　在日前由云南省作协、云南省人民出版社和昭通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昭通文学现象及作家群研讨会”上，我有机会走近昭通作家群，倾听他们对文学刻骨铭心的情愫。
　　在这里，文学绝不是挣钱的手段，而是他们实现自我、提升自我的一种生存方式。评论家宋家宏说：“艰辛的物质生活环境使文化人对生命有更深刻的体验，有改变生存状态的愿望，有创造的渴望。”作家黄玲说：“记得有位诗人说过：我们的身体只能在大地上行走，我们的灵魂应该在天空中飞翔。这也是昭通作家群精神追求的生动写照：是不甘寂寞的灵魂和共同的文学理想，让这一群人走到一起；是生生不息的生命激情和对故乡深切的爱，让我们为它的荒凉、博大、贫穷而歌唱；是共同的文学理想提升了我们的人生。”
　　在这群作家中，文学从一开始就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他们关注现实、关注苍生的一种表达方式；在休闲文学、痞子文学充斥文坛的时候，昭通作家们却在以自己的作品捍卫文学的品格和自尊。小说家夏天敏说：“我深深地热爱这块土地，热爱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正是基于此，我在写作之初，就把笔触伸入到写平凡的人物、平凡的事件、平凡的生活环境中。”
　　面临巨大生存压力的昭通作家群毫无疑问地写到了这片土地上的贫穷与苦难，但他们不是展示苦难、欣赏苦难，而是为了超越苦难，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正像当年昭通“荒原文学社”创办的《荒原报》上一首诗中写的那样：“我们是渺小的／但我们追求崇高／历史将记载我们的努力与辛劳。”夏天敏说：“一提起笔，我的眼前就呈现出贫瘠的土地，简陋的街巷，为生活的沉重折了腰、驼了背、满脸皱纹的父老乡亲，就呈现出一大批基层干部的形象……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在这些人身上成为复杂的混合体，但我坚信，生活的主流仍是美好的，人性之中的善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愿望，仍是生活的主题。”黄玲在她的创作谈中深情地写道：“故乡的土地、人民，永远是我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是他们滋养了我的生命。我不会忘记那块土地上还生长着贫穷和苦难这样一个事实，它使我的笔端凝重而忧伤。现在我深深懂得了艾青那句诗：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脚下的土地爱得深沉。”
　　是啊，因为有爱，才结晶出昭通文学今日的硕果；因为有爱，才会孕育出更为灿烂的昭通文学事业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