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和他的翻译

第8版(大地·副刊)
专栏：大地

萧乾和他的翻译
文洁若
　　1990年8月，译林出版社的李景端社长上门来约我和萧乾合译《尤利西斯》的时候，我立即答应下来。萧乾却迟迟疑疑，因为他晓得此书的难度，怕把年过八旬的自己拖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曾与李从弼合译《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把他害苦了。一部七十万字的译稿，足足重译了五年方完成。
　　《尤利西斯》的翻译就顺当多了。自1953年以来，我们相互校改译稿，已合作了将近四十年。尽管《尤利西斯》的难度比《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大，从动手翻译到出书，前后只用了四年三个月。1992年，当萧乾确信我们的译本能保证译文质量又不至于把他拖垮时，才终于在合同上作为合译者而签了名。
　　那么，我为什么要拉着老伴儿合译此书呢？无非是为了消除我对他的一种负疚感。1966年8月23日抄家时，红卫兵没注意到小西屋，只抄了五间南屋。摆在小西屋里的萧乾那五公斤重的卡片、创作、札记、书信，统统安然无恙。倘若我机智一些，主动把这批东西送到出版社，反而能把它们保存下来。事实上，街道上抄家后，通知了出版社，出版社派人取走了两箱子东西，几年后原封不动地发还给我们了。但是当时，我连想都没想到这一点。这期间，姐姐被打得神经错乱，把那批珍贵资料付之一炬。1979年萧乾重新拿起笔后，马不停蹄地写。然而，钱钟书在《〈围城〉重印前记》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年复一年，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也许两者根本是一回事，我们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相传幸运女神偏向着年轻小伙子，料想文艺女神也不会喜欢老头的；不用说有些例外，而有例外正因为有公例。”萧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写的短篇小说《法学博士》，确实没有了早年的神光韵彩。
　　创作方面，我帮不上他忙。翻译方面，我可以把基础打好，他再用神来之笔，画龙点睛。凡是帮我们抄译稿的朋友和我弟弟、弟媳，以及最后看了全部译稿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均交口称赞萧乾校改润色得好。
　　《尤利西斯》的翻译，多少减轻了文革期间那无可挽回之损失给他带来的精神上的创伤。他写信将此事告诉了半个世纪前的导师乔治·瑞兰兹。1942年，萧乾辞去东方文学院教职，在爱·摩·福斯特和亚瑟·魏理的推荐下，去剑桥大学王家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他研究的课题是英国意识流小说。1944年，《大公报》的老板胡霖到剑桥来动员萧乾放弃学位，成为《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伦敦办事处主任，到欧洲战场去显显记者的身手。萧乾被说服，中断了硕士研究生涯，可以说是功亏一篑。1984年，我陪萧乾到剑桥去拜访瑞兰兹。他听说萧乾在文革中的损失后，扼腕叹息，替自己当年的高足表示惋惜。
　　因此，瑞兰兹得悉我们二人在合译《尤利西斯》，就格外高兴。他在回信中深情地写道：“我亲爱的乾……你们在翻译《尤利西斯》，使我大为吃惊，钦佩得话都说不出来。多大的挑战！衷心祝愿你们取得全面的成功。”1995年1月16日，瑞兰兹收到我们签名题赠的译本后，又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你们的《尤利西斯》准是本世纪翻译中最出众的业绩。何等的成就！”
　　我感到，萧乾在我的协助下，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尤利西斯》的翻译，给他画了个圆满的句号，同时也填补了我国翻译史上的一个空白。
　　瑞兰兹和萧乾先后于1998年12月、1999年2月驾鹤西去。我为“永远的《尤利西斯》”继续忙个不停。1999年，与台北时报出版公司签订的合同期满，由猫头鹰出版社出版了新版。今年，与译林出版社签订的合同期满，由北京的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最新修订本。这个新版本不仅在译文上做了较多的修订，而且为了便于大众读者阅读这部内容丰富的世界知名的“天书”，新版还在每章之前增加了导读，将过去的章节注释改为随文注释，增加了原作者詹姆斯·乔伊斯珍贵的生前照片，将原版本附录中的人物表重新编排，同时还附加了当时都柏林市的市区图和市郊图等。萧乾生前总把“文学翻译家”这个身份摆在“作家、记者”后面，然而他的译本销售量却比创作大得多。继续修订《尤利西斯》译文，是我晚年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我们同甘共苦的四十五载中，这是一座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