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不容“宗族病”

第10版(立法与执法)
专栏：法制纵横

　　法治社会不容“宗族病”
崔士鑫
到农村采访村民自治，经常听到基层干部对宗族势力“坐大”的忧虑。特别是在较为偏远的内地，沉寂多年的宗族势力迅速复活、蔓延，已成为80年代以来农村中一个突出现象。
由于宗法制度存在了几千年，宗族观念在中国，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仍有厚实的土壤。宗族观念对唤起血脉温情，加强人们对同族的认同和归属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这种宗族观念一旦发展到极端，甚至被少数人用来影响村政、干扰村民自治，它就成了与法治社会不相容的“宗族病”。
“宗族病”的表现，一是重人治，以血缘等级划线，是乡村政治民主化、制度化的对立面。二是重私利，强调宗族本位，封闭保守，与现代民主所必需的市场经济和开放精神格格不入。三是重族化政治，肆意膨胀本宗族的势力，严重削弱正式组织的权威。在“宗族病”肆虐的地方，村民自治往往变成一种不顾全村村民权益、畸形发展的“怪胎”。有专家认为，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影响乡村的民主政治建设，而且也会影响到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
“宗族病”的复萌需要一定的气候，它与近年来农村基层组织经济、社会、文化功能的弱化有很大关系。因此根治“宗族病”也要对症下药。一是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扩大农民的对外联系，冲出宗族封闭的小圈子。二是在村民自治中，下大气力抓好对农民政治和法律素质的教育，引导他们选出威信较高、能代表全体村民利益的村干部，逐步消除宗族势力的消极影响。三是发展多种形式的乡村文化，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减少带有浓厚宗族意识的不良文化的生存空间，逐步把广大农民培养成为符合法治社会标准的现代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