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翰的“中国事业”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走近普通人

　　杨伯翰的“中国事业”
本报驻比利时记者吴云
　　在荷兰，有这样一位老人，因为儿子的爱好、兴趣和追求，在年过半百之后，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他就是居住在荷兰蒂尔堡市的老人杨伯翰。
　　有一个中国名字的荷兰老人杨伯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荷兰人，出生在荷兰海牙。年青的时候，他同许许多多的西方人一样，对遥远的中国怀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认为那是一片神奇和神秘的土地，幻想今后有一天能够去中国走一走，看一看。然而在随后50多年职业生涯中，作为社会学家，他游历了不少国家，从北美到东非，再到东亚，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但就是没有机会去中国。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事情却发生了变化。数日前记者到他家去采访时，发现他已经非常“中国化”了，不仅做中国菜，而且他的妻子在家里也直呼他“杨”，不再叫他的荷兰名字了。
　　促成这种变化的是杨伯翰老人的儿子。人们常说，子承父业。对于杨家，不是父亲影响了儿子，而是儿子影响了父亲。他的儿子上大学以后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学中文，20世纪80年代末大学毕业以后，又先后到中国台湾和大陆求学。一别就是四五年。“我一定要到中国看儿子”成了老人日益强烈的愿望。孩子成了联系杨伯翰和中国的桥梁。而这个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在国际上的影响愈来愈大，与国外的往来日见增加。1992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了一次产业关系的国际研讨会。会议期间，杨伯翰遇见了两位中国人，一位来自中国台湾，一位来自中国大陆。杨伯翰向他们述说了对中国的向往。他们分别邀请杨伯翰去讲学。从此杨伯翰便开始了同中国的接触与往来。巧的是，同年下半年，正好有两位中国学者在蒂尔堡大学进修。结束在中国讲学回到蒂尔堡后，杨伯翰又同这两位中国学者交往，不仅向他们学中文，而且为了称呼上的方便，还请他们给自己起一个中国名字。据老人讲，两位中国学者经过“非常严肃认真的商量”，给他起了一个非常地道的中国名字：杨伯翰。更为凑巧的是，其中一位中国学者是当时南京农业大学的校长助理王荣。王荣又介绍杨伯翰到南京农业大学任教，这样，杨伯翰于1993年再次来到中国。他不仅看到当年正在南京念书的儿子，同时也开始了在一个新领域的工作。
　　来到南京农业大学后，杨伯翰讲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劳动力市场等课程。通过同中国学生学者的交流和接触，他了解到中国在这方面专业知识的匮乏。他说，一次在课堂上，他发现一名学生在回答问题时连“雇主”的含义都不知道，这使他感到十分震惊。他说，在现代社会，雇主和雇员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如何协调他们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进步。他说，20世纪80年代初，他曾对当时欧洲非常严重的失业问题做过大量研究，作为社会学家，关注社会问题是他的职业。来到中国后，由于职业的缘故，他对中国的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也产生了兴趣。他认为，欧洲在解决就业和建立社会保障问题上所积累的成熟经验对中国有借鉴作用。此后，他开始致力于帮助中国培养专门人才。他不仅到几所大学去讲学，而且还帮助学校解决了教材的短缺，并邀请中国学者和政府部门的专家到荷兰考察和进修。
　　然而，对于这些，他并不感到满足，认为仅仅是开始。他的想法是，与中国的同事共同建立一个系统化、机制化的培训合作项目。从1997年起，他开始同几位中国同事酝酿，经过几年的努力，在2000年正式提出了名为“人力资源开发和岗位创造技能”的合作培训项目。
　　为了确保这个合作项目的成功，杨伯翰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后勤到教务，几乎全包了。去年他退休后，将全部精力放在了这项工作上。他不仅处理许多繁琐的具体事务，如跑荷兰外交部申请启动资金等，而且更为确保教学的效果和质量，动脑筋，想办法。为了从荷兰挑选合格的授课人选，他制定了15条标准，涉及参加动机、专业知识、教学经验、交往能力以及愿意花时间读有关中国的书籍等许多方面。
　　此外，在教师人选落实后，他还专门组织了几场报告会，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情况，让他们认识到中国和西方的不同。杨伯翰说，这些老师没有到过中国，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因此在讲课过程中难免会侧重于介绍西方特别是欧洲的经验，针对性不强。不能适应中国的实际，这可能是此次培训遇到的最大问题。为了增加教学的针对性，他准备让荷兰教师以研讨会的形式进行授课，即每天上午荷兰教师讲授荷兰以及西方的经验，下午中国学员向荷兰教师讲述中国的实际。这样既能加强教师与学员之间的交流，同时也有助于荷兰教师将“他们西方的思维方式变为中国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学员，他特别担心他们照搬照抄西方的经验。在与记者的交谈中，他特别强调，“中国人不能按照西方人的经验，必须将西方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学那些对中国实际有帮助的经验”。
　　今年2月杨伯翰又去了中国，继续他的“中国事业”。目前“人力资源开发和岗位创造技能”的培训项目已正式启动，今年6、7月间首期研讨班将在北京举行。该项目已引起了中荷教育界人士的关注。这或许是对杨伯翰的“中国事业”的最好评价。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