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需要更多智士仁人——“哲人石丛书”引出的话题

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

　　新闻背景
　　●科学普及在当今社会及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使得近二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政府开始直接参与科普工作，把科普纳入政府的科技议事日程，写入政府的科技白皮书或科技政策文件中。
　　●1993年英国在《实现我们的潜力》科技白皮书中，首次在政府文件中提出要增强公众对于科学工程和技术对社会贡献的认识，因为“我们的经济需要充足的专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后备任务”。
　　●1994年，美国在《科学与国家利益》政策文件中，确立了政府科学工作的5个目标，其中之一就是通过科普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素养。
　　●1995年日本出台了《科学技术基本法》以强化措施，提高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对科技的理解。
　　●1994年我国国务院颁布文件《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1996年召开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及时将科普纳入整个国家的发展规划之中。
　　科普需要更多智士仁人
　　——“哲人石丛书”引出的话题
　　本报记者　卢新宁
　　或许因了这个话题，才能够在京城逼人的寒冷中，迎来如此多专家学者的参与。
　　年届八旬的中科院北京天文台王绶琯院士，中科院理论物理所何祚庥院士，中国科普研究所郭正谊教授、李元教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金吾伦教授、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清华大学吴彤教授……30多位学者冒雪参加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在京举办的“哲人石丛书”科普出版座谈会。
　　从白雪漫天到暮色四合，“哲人石丛书”引发的“科普”话题让长达5个小时的研讨始终处于热烈的气氛中。其间，王绶琯院士的一句话引起共鸣：“整个科普领域处于需要智士仁人的时候，需要有责任心的人担此重任。”
　　从青少年科普到成人科普
　　“哲人石丛书”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自主策划引进的中高级科普丛书，这套丛书自1998年推出以来，已经出版了“当代科普名著系列”、“当代科技名家传记”、“当代科学思潮系列”三大系列共30种图书，被新闻出版署列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唯物论和科普知识重点选题”，多次夺奖，一些书不断重印，创造了国内颇有影响的科普品牌。在科普图书出版普遍困难的情况下，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能有此佳绩，原因很简单：定位准确。“成人科普”的大旗，帮“哲人石丛书”找准了读者。
　　长期以来，我们所说的科普总是自上而下的，往往是针对文化水平低以及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人，实际上，“科普是无人不需、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原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多年专注科普工作的卞毓麟先生认为，科学传播可以分为几个层面，一是科学交流，主要指发生在科学家之间的科学对话；一是科学教育，基本上是在学校教育期间接受的训练，具有强制性、系统性和时间性；一是科学普及，这是整个大众人人皆需的，即便是专业科学家也同样存在科普的课题。
　　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调查”显示，我国公众对于科学知识的了解程度和感兴趣程度非常不平衡，对传统知识的了解程度之高，与对现代科学知识了解程度之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于什么是科学、科学研究和科学研究过程的理解水平很低，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意识。座谈会上，许多专家指出，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处于相对滞后的水平，“成人科普”迫在眉睫。科普工作者特别是出版单位应当看到广大民众之中蕴藏的巨大需求，扩大科学传播的力度和范围。
　　从出版家到大众传媒
　　在科学走向大众的艰难历程中，图书出版和大众传媒是十分关键的两个环节，遗憾的是目前这两方面的形势不容乐观。
　　毋庸置疑，随着国家对于科普政策上的重视，科普出版出现了局部繁荣，但这与整个图书领域的发展相比，差距依然很大。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社长翁经义因此说，科普出版有鼓舞人心的一面，也有惨淡经营不断经受考验的一面。在红红火火的各种书市和订货会上，科普图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不仅表现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更表现在科普出版人才上的严重欠缺。北京大学刘华杰副教授指出，出版业内人士在把握科普选题时明显力不从心，目前全国几百家出版社中只有十多家在科普图书出版上有点影响，有能力的策划人才更是稀缺。他强调，科普出版背后有三块知识背景：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普图书的出版者如若缺乏这三方面的理论训练，不仅不能造就真正的科普精品，还会产生对科学的误解，导致“伪科学”书籍的盛行。
　　来自清华大学的吴彤教授讲了这样一件事，不久前自然科学基金委在京郊开了三天会议，议题是让在前沿领域工作的科学家向科技新闻记者介绍最新的进展以及热点问题，促成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对话”。“对话”过程中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一方面能够用生动的语言讲述自己专业的科学家并不多，另一方面从事科普宣传的记者有科技专业背景的微乎其微。这两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对话”的阻隔，如果连科技记者都不能理解科学的过程，又怎能将科学准确地传递给民众？
　　在我们这个时代，大众传媒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多的百姓是通过像电视、报刊这样的大众传媒获取信息的。因此大众传媒是科普诸方面军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支力量，科学界与媒体之间的沟通和合作非常重要。然而，由于许多新闻记者原有的科技背景不够，而科学知识的补充速度又低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速度，因此无法适应对现代科技前沿的及时报道，更无力应对科学技术的专业性与新闻传播的普及性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的科技报道较之20年前有相当规模的发展，地位也显得重要得多，但是，从报道内容来说，多偏重于技术与工作，真正阐述科学精神和思想的新闻不多。
　　《科学时报》总编辑刘洪海因此呼吁，新闻记者必须紧跟时代，不断进行知识更新，在向公众灌输科学知识的同时，传播更多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理性。
　　从专家中心到公众中心
　　座谈会上，中国科普研究所李大光提出的“科普工作必须从以专家为中心向以公众为中心转变”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赞同。
　　李大光说，面对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公众产生了某种惶惑和不知所措，这种疑惑不仅针对新的科技，也针对这种新科技带来的社会新变化，他们需要得到更加完整的答案。过去的科普作家习惯于自上而下，满足于站在自己专业的角度，用通俗语言就科技而科技，这种形式当然已经不能满足今天公众的需求。今天的科普必须站在公众的角度，让科学家与社科学者、人文学者携起手来，共同探讨科技所带来的令人兴奋、也让人困惑的社会话题，将人类知识的总体、科学人文学家群体眼光放在公众的身上。这是科普工作的世界性的新趋势。
　　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感慨，科普之所以有生命力，就是因为人们对科学知识有一种内在的需求。人们本能地希望对自己生存的世界有所把握，希望了解科学，通过科学了解世界。科学传播抓住了这一需求，就找到了工作的本质。
　　中科院北京天文台李竞教授于此甚有心得。4年前李竞教授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科普演讲团，这期间，从行星大十字、狮座流行雨，到天地大冲撞、地外文明，李教授的讲题总与公众关注的社会热门话题相关，因而深受欢迎。
　　从专业科普到社会参与
　　科普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参与，仅仅有政府的力量是绝对不够的。在国外，科技团体大众传播企业及民间基金会、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多方面力量都不同程度参与科普活动，一些国家在民间还有专门以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为己任的科技团体。
　　在我国，科普还被认为是科协的主要责任，其他科技团体、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等尚不够热心。中国科技信息所武夷山研究员指出，类似的情况，一些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他们是通过采取一些硬性措施，才使得这种形势得以扭转。如规定大学设立的一些科技中心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必须开展一定的科普工作。美国航空航天局不仅要求其九大研究中心搞科普，而且在某些大型计划，如“发现”号行星科学航天计划的“项目机会预告”中，要求研究机构在申请项目中，必须同时提出一项开展相关科普的方案。我们国家也应采取强制政策，充分发掘可供利用的科普资源。
　　王绶琯院士倡议科技界、新闻界、出版界形成一条战线，推动科普工作的开展。特别要充分利用退休的科学工作者，不要让资源闲置。卞毓麟则提出国家应制订政策激励科学家热心科普工作，如在评估一位科学家的科研成果时，也应该有一些相应的指标，比如：你是如何向公众介绍你所从事的工作的？如果这条是零分，总分就应该不太高……
　　5个小时的座谈会，几乎没有人主动退席。严肃认真的气氛、争先恐后的发言、热情洋溢的建议，让人充分体会那沉甸甸的使命感。这种使命包含着这样的理解：一个民族如果缺乏科学素养，将会导致民族文化中科学精神的缺失；只要唤起更多关注科普的智士仁人，就能催生鲜艳的科学人文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