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十年九旱，素有“旱包子”之称的鄂北岗地掀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旱田改水田”；如今，这里正循着市场法则进行规模空前的“水田改旱田”工程——从“旱改水”到“水改旱”

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地方经济

　　20世纪70年代，十年九旱，素有“旱包子”之称的鄂北岗地掀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旱田改水田”；如今，这里正循着市场法则进行规模空前的“水田改旱田”工程——
从“旱改水”到“水改旱”
　　王稼田 张鹤 王溥
　　2000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水改旱”在湖北襄樊市的岗地上展开。水田被改成旱田，水稻被各种旱作物取代。
　　从1998年开始，襄樊市开始了“退水还旱”工程，截至目前，全市“水改旱”面积达到60多万亩，占全市耕地的10％。全市旱作物总面积已达到436万亩。“流水镇的西瓜王集镇的油，伙牌镇的红薯程河镇的柳，欧庙镇的麦冬天下走”。旱作物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新来源。
　　鄂北岗地上的农民祖祖辈辈啃包谷、吃红薯。他们为解决温饱盯准了水稻。一场规模空前的“旱改水”工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旱改水”总面积达到150万亩。
　　对种了几十年玉米、红薯的老庄稼把式来说，“旱改水”犹如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他们不知道水稻该怎么种，不少人为种植习惯的改变痛哭流涕。但大家心里明白，种水稻比种包谷更容易吃饱肚子。
　　“旱改水”解决了鄂北岗地上的农民祖祖辈辈面临的饥饿问题。1999年襄樊水稻总产达到208万吨，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好不容易才完成的“旱改水”，为什么又要“水改旱”？
　　市委书记孙楚寅解答了我们的疑问：调整是顺应自然的要求、市场的要求、广大人民的要求的必然结果。
　　连年的干旱是推动“水改旱”的直接动力。1998年夏，长江沿线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袭击，而地处长江最大支流的汉江沿岸的襄樊市，遭受的却是罕见干旱。这场干旱持续到2000年春夏，是襄樊市有气象记载以来的最严重的干旱。严酷的旱情让襄樊人看到，种什么作物不只是划算不划算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生存的问题。
　　“没有旱情我们也要改，这是市场逼的。”正在收西瓜的纪洪村农民高进春说。实行“水改旱”后，农民年人均能增收30—50元。市委副书记杨祥义说，市场是推动“水改旱”的根本动力。
　　1996年下半年，粮食市场供求形势急剧变化，农民措手不及。已习惯种植水稻的鄂北农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何白花花的大米还不如山间野菜值钱？
　　在一片“卖粮难”的抱怨声中，太平镇的农民算了一笔账：
枣阳市太平镇的农业生产用水主要来源于沙石黄和石台寺引丹灌溉水系，且是尾水区。水到太平后其成本价达每立方米0.15元，若从石台寺引水，需经四级提水，成本更高。若种水稻，按正常年景，亩均用水成本达到180元。而按照水稻亩均500公斤，收入400元，刨去化肥、农药、种子等成本，种植水稻已经没有多少利润可言。需要从引丹大渠三级提水的纪洪镇由于改种旱作物，一年减少水费36万元，全镇农民人均减轻负担30元。
　　用水成本过高，在整个襄樊地区，是难以突破的瓶颈。襄樊市年降雨量750—950毫米，鄂北岗地更是全国有名的旱包子。从雨量、土壤和日照等条件来看，很适合发展旱作物。
　　纪洪镇党委书记任春云算了另外一笔账：镇里每亩水稻毛收入为400元，而一亩辣椒收入至少可达到800元。
　　算了成本算效益账，农民有了切身感受：种什么，一要问市场，市场需要什么，就种什么；二要看自然条件，不能同老天爷对着干。
　　太平镇今年经济作物面积扩大了6万多亩，纪洪镇则干脆和水稻“告别”。
　　70年代的“旱改水”可以说是肚子逼的，而现在的“水改旱”，与其说市场引导了农民，不如说襄樊的农民懂得了市场规律。
　　据了解，襄樊市委、市政府已将“水改旱”工程作为调整农业结构，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发展节水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破口。去年，襄樊市在武汉召开了高效旱作节水农业发展规划会，《襄樊市优质高效旱作农业发展规划》受到中国农科院、湖北省农科院、华中农业大学等专家教授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