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居住的地域

第4版(大地·评论)
专栏：作家手记

　　我和我居住的地域
　　王旭烽
　　我们作为军人的后代，生活在迁徙之中，但总在那条被称为钱塘江的两岸徘徊。我逐渐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双重身份，一面是作为大规模北方移民的第一代苗裔，一面依然是浙江土著人的后人。
　　我们越来越多地开始被本地的文化同化了。这个同化的过程，对我而言，是以把这种文化作为自己的对立而开始的。这就给了像我这样的人观察本土文化一个奇特而有利的视角，我不用离开我所居住的地方，就意识到我所生活的土地上有一种仿佛置身在我之外的、并随时与我进行着交流的文化。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不同文化间的距离，这距离几乎在生活的全方位上对称而又对应着。由于它完整地存在于我父母、也就是我们的家庭之间，因此便也就渗透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甚至能在举手投足间外化出来。
　　坐标上，时间上的上溯七千年前、空间上的河姆渡文化，以及由此而下至今的浙江本土文化历史，为我的虚构世界，昭示了不可重复的文学意义。
　　1989年末至1990年初，我调入中国茶叶博物馆工作，这次生活遭遇，给我的认识提供了实践的可能。在那里，我第一次有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文化上的双重认识。首先是对茶的认识，其次是对产生了茶的地域的认识，尤其是被称为绿茶之都的浙江本土和生产出了中国十大名茶之首龙井茶的杭州西湖的认识。这种认识的过程是在不断的发现中完成的。开始我只是想了解本土的茶，但在对本土的茶的认识中却又不断地发现着本土，这就像一个人本来只想挖一粒埋在土中的珍珠，但却为了寻找不得不把这块土地都松松地翻了一遍。
　　文学可在文化层面上驰骋，但文化不等于文学，就像作家可以学者化，但学者不等于作家。我同意对一切好的文学作品标准的三个界定：一、视其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程度；二、视其创作过程及作品的不可重复性的程度；三、视其对所从事的文学门类文本的创造性程度。我对文学作品自身也有一个认定，我以为它应该由三方面组成：一是作品自身；二是创作出作品的创作主体——作家应该是作品的一部分；三是文学活动（当然不包括打着文学招牌实际上和文学风马牛不相及的所谓“文学活动”）。
　　这样的文学认识，或许是早已被中外文学前辈总结思辩过的，但却也是我十年来创作“茶人三部曲”中与时俱进所悟出来的。正如高尔基在其作品《我的大学》中所说：我的真理是从我的皮肉里煎熬出来的。
　　创作“茶人三部曲”时，对叙事方式、小说语言、人物故事及结构章节，当然不能说是没有布局与思考的，其中甘苦自知。但小说的认识功能，的确是我创作此作品的最初动力。在翻阅有关茶叶资料中，鸦片战争前后的茶叶贸易状况引起我的重视，并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当温文尔雅的对人类亲和的茶向西方走去时，迷乱而又破坏的罂粟向东方杀来。因此，东西方两大帝国的最初较量，可以说是从两种植物开始的。以此为起点开始的文学天地就此打开，地域不再是地域了，它象征了整体，象征了大时代，象征了人类在那个时代里的苦难、激情与遭遇。
　　茶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她对人类的贡献，以及我故乡土地人民与茶相依相伴所度过的所有岁月，都是我既渴望倾诉又渴望告知的。因此在这长达近一百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中才设置了这样三条线索：一道中华茶历史及现状的文化风景线，主要侧重在南方，尤其是江南；一部从1840年以来至今的杭州地方史，主要侧重在较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民风习俗上；一个江南土著茶叶大家族六代茶人的命运，主要集中在当中四代人身上。小说第一部以上个世纪初前后为时间段，着重揭示了消亡与新生的过程；第二部以抗日战争为时间段，战争与和平无疑是这部作品的主题；小说第三部四十余万字全部以十年浩劫为背景，文明与愚昧在其中较量，并终于以文明精神的胜利而告终。在这里，中国茶文化精神是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人类文化瑰宝的组成部分而被展示的。而中国茶人精神，则是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组成部分来认定的。
　　“茶人三部曲”应该说是我比较自觉地以地域为虚构依据展开的叙事小说。这是一个起步，有许多要素还有待于发现揭示和展现，这是我下一步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