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模式比较”研讨会研讨——制度变迁与经济转轨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制度变迁模式比较”研讨会研讨
——制度变迁与经济转轨
曲文轶汤吉军谢作诗
　　辽宁大学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心主办的“制度变迁模式比较”研讨会前不久在沈阳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就以下三个专题进行了研讨。
　　关于经济制度变迁。与会者认为，经济制度变迁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政府主导型和自发创新型。政府主导的正面效应和积极意义体现在打破僵局和放松管制方面，但也有较大的负面效应和消极成分。在企业自发创新促成的制度变迁中，企业和个人成为创新的主体，政府部门则扮演着明智的支持者的角色。在制度变迁中，明智的政府和官员是非常重要的，而政府和官员的明智是在变革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关于所有权结构演变与公司治理。“资本雇佣劳动”和“委托—代理”问题中都蕴涵着“股东至上主义”，但由于股东也有败德行为，所以公司治理结构的最优安排应该是“共同治理”，即剩余分配不单一倾向于股东，而是使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分布于股东和职工，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与会者认为，用“专用性”和“专有性”概念可以对“共同治理”作出更好的解释。劳动要素有专用性，因为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很难转化，技术的发展使劳动专用性进一步增强。专有性资产则是这样一些资产，一旦它们从企业中退出，将导致企业团队生产力下降，甚至企业组织解体。这种资源被其他团队成员所依赖。现实中，大多数资产既具有专有性也具有专用性，即资产所有者既依赖于其他团队成员，也被别人所依赖，因此形成利益相关者分享租金的“共同治理”局面。
　　关于自然垄断、管制和政府的作用。与会者认为，对于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来说，为有效推进自然垄断领域的改革，需要解决一系列理论和政策问题，包括规制框架的设计，激励政策的实施，竞争因素的引入，以及所有制形式的选择等。
　　低于成本定价与价格管制问题引起与会者的兴趣，他们首先围绕价格战是否源于国有产权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有人指出，非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也有价格竞争行为，因此不能用国有产权来解释价格战的原因。也有人持相反意见，认为当前国有企业管理层追求的个人利益，除薪水外还包括个人成就感乃至行政职务的升迁，这样他们就会追求市场份额最大化，为此甚至不惜采用低于成本定价的手段。
　　与会者普遍认为，政府无须对企业的价格战进行干预，但论证的逻辑却大不相同。有人认为，只要进行产权改革或完善治理机制就可以根治恶性竞争。有人则认为，低价竞争不可能带来垄断，所以政府没有必要出面干预。还有人认为，现实中认定垄断性定价非常困难，这使得政府管制难以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