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挑战与对策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文化圆桌

文学理论的挑战与对策
惠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又一次面临新的挑战，如何使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在新的世纪里继续向前发展，活跃在全国各地文学理论阵地的文学理论工作者对此颇为关注。
　　一
　　如何看待全球化对文学带来的挑战，在全球化语境中我国文学理论的前景如何？应该采取怎样的对应姿态和对话策略？
　　山东大学教授曾繁仁认为，全球化趋势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之后世界市场的形成而出现的。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了业已存在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及其对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生产的影响。其内涵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一种各民族文化的“往来与依赖”。这种“往来与依赖”在当前全球化进程中具体情形如何？面对发达国家强势文化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应采取怎样的姿态？应如何处理全球化与地方化或本土化的关系？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畅广元认为，对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出发点不同。在发展中国家看来，全球化不是简单地向发达国家的方向深化，也不是某些国家的专利，它是人类历史和经济发展的进程，是人类进步的必经阶段。目前，探索一种适应全球化的发展战略，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其最终结局是多样并存，加强交流，促进合作，共同发展。
　　二
　　在全球化语境中，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文学理论获得自主性的同时又走向了边缘化，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及其理论话语极大地影响甚至左右了我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近几年来，文化研究兴起，大有取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势。以至于一些学者生发出下列隐忧：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学理论是否会走向消亡？文学理论工作者还有没有作为？文学理论研究还能继续存在、发展吗？会被文化研究替代吗？
　　对于目前国内兴起的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钱中文分析了欧美与我国文化研究的现状及成因，他认为，欧美的文化研究中贯穿了现代主义文化思想，体现了后现代的诉求以及后现代性的文化特征；而在我国的文化研究中，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文化研究只占整个文化研究的一小部分。我国整体上的文化研究，其主导倾向应诉诸于现代性，现代性意味着使社会不断走向进步的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不断进行反思的、批判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不断变化创新、具有丰富资源的事业。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童庆炳教授认为，文化研究是对文学的文化研究，它的根源在中国的现实，并非外国的移植，对于文学理论学科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文化研究所谓跨学科反学科的方法，可能冲垮原有的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理论面临的挑战。但是，文化研究由于其跨学科的开阔视野和关怀现实的品格，也可以扩大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密切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使文学理论原有格局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发展自己的绝好的机遇。
　　深圳大学教授胡经之提出，文化研究兴盛起来之后，还需要文学研究吗？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是什么关系？他同意美国学者卡勒的说法，认为文化研究并不能替代也不会取消文学研究本身。文学研究应该深入研究作为艺术文化之一的文学的特殊性。如果不掌握文学的特殊性，而只停留在文化的一般性，文化研究很容易变成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
　　姚文放教授认为，全球化的重要一维是话语的全球化，其强权表现为命名权、立法权、主讲权和划圈权。面对西方话语对发展中国家话语的同化趋势，发展中国家的文学理论应取的对话策略是，必须成为西方话语的“反话语”。
　　扬州大学教授徐德明认为，我国文学理论的新起点应是“原创的批评”，在原创性批评的追求中实现中国地方性文论的深度创造性的现代转化。
　　对于话语全球化趋势中的西方话语霸权，也有学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元浦认为，我们的理论研究中确实存在着大量追逐西方理论时髦，新鲜概念术语满天飞的现象。其实，术语的借鉴与否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是否从逻辑、历史和现实出发找到了我们发展的真问题。术语是第二层的东西，它可以选择（从中外古今），借鉴（国外），翻新（过去），创造（命名），可以根据需要来“制造”。在全球化时代里，西方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理论资源，我们应该在对话交流的基础上寻找和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
　　三
　　回顾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所走过的历程，探索其未来走向，这是摆在每一个文学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严肃的课题。
　　在对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反思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建平对二十世纪我国文学理论学科的思想资源作了一番分析和清理，指出传统中国文学理论资源、西方文学理论资源、俄苏文学理论资源三者对建构现代中国文学理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说，我们寻求外国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寻求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化，然而，却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当下文学经验的理论化。理论家回到文学经验，解决社会出现的理论问题，把文学放到艺术、社会的大视野中去考虑，也许是医治文学边缘化悲观情绪的良药。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提出要“重建文学社会学”。首先在理论方法上要吸收二十世纪语言论转向的成果，打破文化与社会存在的二元论与依附论，把文化理解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实践，它不只反映现实，同时也建构现实。其次必须重视消费社会中的社会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趋势，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学的美学转向，不仅用社会理论来解读文艺现象，同时也从审美的、文艺学的角度解读社会现象，而且用审美现代性来反思现代社会，诊断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偏向。其次是研究对象的拓展，应当在作家、作品和思潮以外，把文学机构、文学生产与传播方式、文学场域的内部结构及其与其他社会场域关系，以及文学从业人员的社会构成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
　　对于文学理论学科的未来发展，不少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汤学智研究员认为，从学科现状来看，其发展大体有三种路向，即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创新、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这是中国文论生命机体中三个最有潜力的生长点。
　　曾繁仁教授认为，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文艺学队伍培养也是学科建设极其重要的方面，要大力培养相当数量的能适应全球化的学术人才。这些人才要有爱国主义情操、高尚的学术道德、扎实的学术功底、优秀的外语素养与掌握中外学科前沿的能力。利用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在新的世纪将我国文艺学科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