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不应放入博物馆——访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亚洲部主任塞奇教授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文化不应放入博物馆——访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亚洲部主任塞奇教授
　　本报记者马小宁
久闻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亚洲部主任塞奇教授不仅是位全球化理论权威，而且是一位中国通。在第二届全球化论坛举行期间采访塞奇教授，又发现他有一个全球化的家庭。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落到了与经济全球化有关的文化多元化上。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最后10年，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和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麦当劳、美国大片等为形象代表的美国文化在全球迅速蔓延，不仅使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劣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感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冲击，就是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颇多的一些发达国家也有着同样的困惑。“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说词一度颇为流行。塞奇教授对此不以为然。他不无幽默地问记者：“我是伦敦人，我的妻子是中国人，我的儿子最喜欢的电子玩具来自日本，我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你说我的家是美国化、日本化还是中国化？都不是，我的家是多元化。”
　　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塞奇不主张文化保护的提法和做法，认为文化保护就意味着“把文化放进了博物馆，等于宣布了一种文化的死亡”。他认为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前进的过程。随着信息在全球范围的高速传播，人们的思想观念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一个国家应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各国文化之长，并把它融入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塞奇以中国文化作比，说明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将并行不悖，他认为中国56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与国内市场的统一并不矛盾。一国内部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互动如此，世界亦然。
　　全球化论坛研讨期间，来自不同国家的政要、学者对经济全球化与南北差距日益扩大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塞奇认为导致南方国家贫穷的因素很复杂，但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南北差距是一个事实。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否定经济全球化，而是要通过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在这一过程中，塞奇认为有三点十分重要。一是发展中国家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和结构调整；二是要大力发展教育，强调教育的核心是挖掘学生的潜力、培养学生创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与人合作，接受再教育的观念，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多变的环境，国家的发展也有了稳定的基石；三是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应在自身利益和国际义务二者之间寻找平衡，跨国公司要使其行为有利于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则应拿出更多钱帮助发展中国家寻找适合本国条件的发展方案及改善教育和基本医疗条件；四是逐渐消除国际组织中存在的“民主赤字”，让发展中国家能平等地参与到国际经济事务中。
　　塞奇认为今天承担着国际管理职能的联合国、世行、IMF、WTO等国际组织都是二战后适应国际政治经济需要的产物。“需要决定存在。今后也一定会有适应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国际机构的出现，无论它是经过改革的现有国际机构，还是全新的创造。”一席话让人感受到他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