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泛舟杂感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治学漫笔

　　学海泛舟杂感
　　谢俊美
　　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做学问、搞研究都是从打基础开始的，基础打好了，就能深入到自己所学的领域中去。打基础离不开老师指点。我的大学是在南开读的。南开非常重视打好学生的基础，历史系许多著名教授都曾为学生讲授基础课。这些名教授对史料的熟悉程度、对问题的中肯分析，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每堂课下来，他们总要开列许多书目，让学生们读原著，看原始资料。遇到疑难问题，则由青年教师进行辅导。待到学期结束，笔试口试并用，以训练学生理解资料、分析问题的能力。这种教育方法和治学风范直接影响了我日后的治学和对学生的指导。1978年后，我师从陈旭麓教授学习中国近现代史。陈先生重史论，强调学者要有自己的思想，同时也要学会写作，认为一个学者假如不会写文章，那么其社会影响力将是有限的。他又非常强调知识结构，指出中国历来就有文史结合，才、学、识三者并重的传统，三者虽不易做到，但学者应朝这一方向努力。因此，我除了阅读专业方面的论著外，还阅读了有关哲学、文学、法律乃至佛教方面的著作，这就为以后从事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打好基础只是治学的前提条件，要从事专门研究还必须有明确的研究中心和主攻方向。没有具体明确的研究目标，很可能一事无成。人生有涯而学无涯，一个学者不可能在有限的生命岁月里把所有的问题研究清楚。研究目标也就是课题，好的选题可以说是成功的一半。课题有大小，选题应当量力而行，最好是前人和别人没有做过，或做得不深不透但又很重要的。翁同龢是清末重臣，同治光绪年间的重大朝政活动均与他有关。他死后百年中几乎无人对他进行系统研究，于是我就选择他作研究对象。当我首次打开影印本翁同龢日记，看到里面龙飞凤舞的字迹全不认识，心顿时凉了，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具有从事翁氏研究的能力。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后来，我凭借《草书汇》、《说文解字》、《四书字典》等工具书硬是将它啃了下来，并以此为基础，穷十年之力，撰写出版了近50万字的《翁同龢传》。从对翁同龢的研究，此后又扩展到对整个常熟翁氏的研究，并出版了《翁同书传》、《常熟翁氏》等书，对翁氏研究也算小有成绩。
　　中国自古以来讲究人品，要求学者应具备良好的道德，对于治史者来说，就是要有好的史德。我对史德的理解是：做学问与做人一样要诚实，不能自欺欺人。治史须认真，忠于史实，详尽地占有史料，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来进行研究，力求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此外，还要有点史家骨气，敢于歌颂文明、进步、正义，鞭挞愚昧、落后、腐败。治学的道路以至整个人生道路从来都是不平坦的，这就要求学者须有进取精神、搏击精神，在“恒”、“勤”、“通”上下功夫。古往今来，凡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者，无不是兀兀以穷年，耐得寂寞和顶住诱惑而后成功的。学者还需要有永远学习的精神。人无常师，其学可广；与人交流，其学可久。切勿拘泥于师门，囿于一师一教，而应博采诸家之长铸就自己。
　　最后，我认为一个学者还要站得高、看得远，具有广阔的胸怀，永远怀抱一颗强烈的爱国心。个人的历史纵有清浅，微不足道，但民族、国家的前途犹如巨川，深广浩大，波澜壮阔，一往直前。学者不可虚度年华，应为祖国和民族的学术昌明尽自己的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