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者岂能违法——广东东莞一起严重超期羁押案透视

第9版(民主和法制周刊)
专栏：特别报道

　　执法者岂能违法
　　——广东东莞一起严重超期羁押案透视
　　本报记者崔士鑫
　　这是一个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的真实故事：驻某单位工作组接到匿名举报，称该单位一名干部是个特务，而且藏有一把手枪。工作组立即将这名干部抓起来严刑拷打。终于，他招认了“藏枪的地点”，但却挖不到枪。又是更凶的毒打，他又招了，说出另一个地点，但还是挖不到。
　　按工作组的逻辑，对这种“态度不好”的坏人，即使没有证据，也决不能放走。因此，“找枪”的游戏一直持续到那个年代结束。这名侥幸未死却已被打成残废的干部才被放了出来，得到了平反。
　　这是那个不讲法制的年代里，经常发生的事。然而令人震惊的是，类似的事情，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居然仍未绝迹。前不久，记者在广东东莞市采访了一起严重超期羁押的案件。
　　一关四年仍无说法
　　李振兴，原是广东东莞市东蜀日声电子实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1996年7月16日，东莞市万江区公安分局以涉嫌侵占、挪用、诈骗等罪名，将其拘禁到市特警大队，名义是“收容审查”。据其亲属反映，当时既无拘留证，也没有让家属或亲属签字。这一关就是近两年。
　　按《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3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特别重大的犯罪嫌疑人，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也不能超过30天。
　　然而直到1998年3月25日，李振兴才被呈请逮捕。这一次，又一直关到现在，仍然没个说法。从他被关进去时算起，已经是4年多了。然而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公安机关却收集不到足够的证据。检察院因为证据不足，早已两次将案件退回，要求补充侦查。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最长不能超过13个月；公安机关移送到检察院要求起诉的案件，如果被检察院退回要求补充侦查，也只能以两次为限。
　　记者到东莞市公安局采访时还了解到，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当初参与办案的人员，工作大多已有了变动。专案组也已名存实亡，连他们自己都有点说不清楚专案组成员包括哪些人了，也不清楚这侦查要进行到什么时候。
　　解释奇特任我所为
　　对这一违法行为，东莞市公安局的解释十分奇特。
　　首先，他们“并不回避案件出现超期羁押的情况，也肯定超期羁押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但是他们有“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是在他们看来，这是一起十分复杂的案件，证据收集工作量大、难度高、耗时长，因此违法有理。
　　然而，刑事诉讼法早已对“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有足够的宽限。但必须由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而且只可延长两个月。可以说，法律是充分考虑到了案情复杂等多种因素，才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期限。但东莞市公安局却认为这远远不够用，因此违反也有“道理”。
　　东莞市公安局对造成这一违法行为的主观原因的解释，更令人啼笑皆非。
　　他们承认：“法制观念不强，重实体，轻程序是造成超期羁押的主观原因。”但却认为：“法定的羁押期限是远远不能满足侦查工作需要的，法定羁押期限与侦查工作所需的时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在我们的工作实践中，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特别是那些特大经济犯罪案件。”
　　“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是：一是释放犯罪嫌疑人，中止案件侦查；二是变更强制措施后继续侦查。从公安机关的职责来看，显然第一种办法是不可取的。而变更强制措施，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又面临犯罪嫌疑人潜逃的可能性和这两种强制措施的难以操作性。”因此，“在超期羁押和放纵犯罪的两难选择下，我们宁可选择前者，也不放纵重大犯罪。”
　　显然，按照东莞市公安局某些人的逻辑，执行法律与打击犯罪，是一对尖锐的矛盾，法律的规定对他们的行为只是一个极大的障碍。而那些保障公民权益的法律条文，执行起来又麻烦还不保险，把人关起来最为省事。最好也不要有什么羁押期限，任他们想关多久就关多久，想侦查到什么时候就侦查到什么时候。
　　司法公正呼唤程序
　　东莞市公安局的“违法有理”论，令人吃惊。但更令人担忧的是，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并不在少数，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同样把法律当儿戏。
　　据了解，东莞市公安部门在意识到自身行为已经违法后，专门向东莞市委作了汇报。东莞市委一负责人却作了这样的批示：“人不能放，查清事实，依法处理。”
　　要求查清事实，且要依法处理，的确是一个进步。但“人不能放”，却是地地道道的知法违法的表现。公安部门已经意识到自身行为违法，并作了请示。作为一级党委负责人，不去认真纠正，却为这种违法行为撑腰。
　　重实体，轻程序，是法制观念淡薄的最突出的表现，也是造成司法不公正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有人认为，只要认定一个犯罪实体，就可以不按法律、法规程序办事。只要能抓住一个犯罪分子，就不惜错抓、错关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即使行为违法、办出了冤假错案，也以“初衷是好的”、“是为了打击犯罪”等借口，为违法行为开脱罪责。
　　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执法人员公然知法违法，以执法的名义践踏法律。如果任由这种行为发展下去，不但公民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护，依法治国的目标也将难以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