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全球南方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X《文化纵横》
2026年10月25日，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与《文化纵横》在北京联合举办“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全球南方”主题活动，发布《文化纵横》国际刊第4卷第1期《构建全球南方的新发展理论》，以及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汇编《“两条腿走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
活动由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亚洲协调员、《文化纵横》国际刊编辑翟庭君主持。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所长维杰·普拉沙德、《文化纵横》总编辑杨平、三大洲社会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埃米利亚诺·洛佩斯、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长聘教授严海蓉，以及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文化纵横》国际刊编辑希兰·伊兰佩鲁马先后发言，并与现场听众展开交流。
翟庭君在开场中提出，全球南方许多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却未能自动获得经济主权。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却未落入同样的依附陷阱，其历史经验值得深入研究。研究中国，不是为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是希望从有着共同历史遭遇的南方国家的处境出发，探讨自主发展的不同道路。
▍维杰·普拉沙德：从历史进程理解中国如何突破依附陷阱
维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首先谈到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提出的“极化帝国主义”概念。在他看来，美国及其盟友在原材料、科学技术和金融领域的支配地位正受到挑战，但仍在军事和信息领域拥有巨大优势，并越来越依靠这两种力量维持霸权。军事破坏与信息操纵相互配合，既压缩南方国家的发展空间，也导致人们对自身的抗争产生疑虑。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三大洲社会研究希望推动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深入讨论。维杰认为，国际舆论对中国的认识往往走向两个极端：一种叙述不断宣称中国即将崩溃，却又将中国描绘为对整个世界的威胁；另一种则停留于对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成就的笼统赞美。两者都未能回答全球南方真正关心的问题：中国究竟是如何突破依附陷阱的？
如果把中国的发展完全归结于不可复制的文明特质，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便难以从中总结可供借鉴的经验。倘若其中包含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就有必要认真研究这些经验的普遍意义，以及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加以借鉴的可能性。为此，需要了解中国内部的思想讨论，尤其是立足当下现实、而非停留于历史怀旧的左翼讨论。
维杰也回顾了自己对改革开放认知的变化。起初，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特区与其他南方国家的出口加工区颇为相似：吸引外资、依靠劳动密集型生产，所创造的价值似乎仍主要由外国企业获取。但随着时间推移，中国通过推动技术转让、建设自身科技能力，并保留对金融和银行体系的控制，走出了不同的发展轨迹。这一过程也面临医疗、农村治理等方面的挑战，需要在理解其发展成就的同时考察其中的矛盾。
因此，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汇编《“两条腿走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尝试将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及此后的探索，置于连续的历史进程中加以理解。维杰强调，革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研究中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尊重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
在回应中印民间交流的问题时，维杰还呼吁增加学生、学者与普通民众之间加强往来，通过文学、电影和日常生活的交流，增进对彼此的了解。他认为，这种交流应超越抽象的赞美和民族主义情绪，以了解彼此真实的社会与生活为出发点。
▍杨平：从革命、改革和历史文化三个传统理解中国道路
《文化纵横》总编辑杨平指出，讨论中国与全球南方，有一个重要背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日益失去说服力，全球南方国家正在寻找新的道路。中国并未遵循西方教科书所规定的路径，却实现了工业化，其成功的原因也因此成为共同关注的议题。
在他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由革命、改革和历史文化三个传统共同塑造。
首先是革命。杨平强调，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国的工业化和此后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他将革命为工业化奠定的基础概括为三个方面：打倒帝国主义，实现主权独立；通过土地改革改变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为工业化积累创造条件；在思想文化层面，打破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强加的不平等观念，使人们形成平等意识，为工业化创造重要的文化条件。
其次是改革。中国引入市场经济，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公平与效率结合起来；同时，在取得独立主权的基础上重新向世界开放。杨平强调，先确立独立自主的地位，再推进对外开放，是理解中国经验的关键。掌握自身发展道路的主导权，开放才可能成为促进发展的手段；如果尚未摆脱依附，开放也可能导致依附不断加深。
第三是历史文化传统。杨平着重讨论了大一统国家和郡县制所形成的国家能力。中国共产党将组织体系进一步延伸至基层，增强了国家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为工业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由此回看全球南方，杨平认为，一些国家虽然引入了西方体制，但原有的宗族、家族和血缘结构并未改变。两者结合，可能导致政治权力受地方和家族利益控制，进一步削弱国家推动工业化的能力。另一些国家未经历土地改革，工业化积累和收益主要掌握在地主阶级及其关联阶层手中，广大农民与劳动者难以充分享受成果。这些社会结构，也与持续的贫富分化相互关联。
中国经验能为这些问题提供启发，却不能照搬到其他国家。杨平最后强调，中国经验最重要的启示，在于立足本国实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
▍埃米利亚诺·洛佩斯：自主发展需要改变生产结构，更需要人民的力量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埃米利亚诺·洛佩斯（Emiliano López）从拉丁美洲极右翼势力的兴起谈起。他指出，西方霸权的相对衰落，并未减轻南方国家面临的依附性制约。许多国家的经济积累过程，仍然服从于全球资本积累的需要，难以持续推行以本国人民生活改善为目标的发展战略。
因此，需要重新明确发展的内涵。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足以衡量发展，发展应当体现为人民生活条件的长期改善，包括饮水、食物、住房、交通等基本需求能否得到保障。研究依附关系，还需要综合考察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国家改变这一地位的能力以及发展对人民生活的实际影响。
洛佩斯强调，政治并非发展进程中的附加项，而是其核心。国内政治力量和各阶级通过斗争塑造发展道路，并争取突破外部强加的制约。国家能力固然必要，却不足以单独改变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还必须考察支撑这种能力的社会力量。
他以拉美进步政府的经验说明这一点。这些政府曾在减贫和社会包容方面取得重要成就，但不少国家仍把生产交给私人资本，主要通过公共资源支持消费，未能充分改变依附性的生产结构。低工资、就业与住房困难以及日常生活的不稳定不断积累，削弱了人们对未来的期待，也为极右翼政治提供了土壤。拉美极右翼的兴起不能只从经济层面解释，但经济变化是理解这一现象不可忽视的一环。
与此同时，美国试图通过控制关键矿产、数据和金融等领域，重新巩固对拉美的支配，并限制拉美国家与中国的联系。洛佩斯认为，应对这一处境，需要围绕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制定长期发展计划，在国家和区域层面掌握经济剩余及其投资方向，发展具有互补性的产业与区域价值链；同时，通过国家和区域开发银行、南南合作等方式，为发展提供融资。
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是建设人民的社会与政治力量。只有建立起这样的力量，重新争取经济的主导权，国家能力的重建才可能服务于多数人的需要，确保长期发展目标优先于统治阶级的利益。洛佩斯认为，中国在凝聚人民力量、建设国家能力方面的实践，为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参照。
▍严海蓉：组织起来本身就可以发展生产力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长聘教授严海蓉首先肯定了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汇编《“两条腿走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全球南方立场研究中国的意义。长期以来，全球北方的中国研究习惯以自身经验和价值观为尺度，着重审视中国与西方制度之间的差异和所谓的不足；而她在非洲田野调查中接触到的人们，更关心中国如何在土地和水资源相对有限的条件下养活庞大的人口，以及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全球北方不同，全球南方更关注中国如何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以及其中有哪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她将“两条腿”理解为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并强调两者在实践中无法截然分开。回顾中国农村合作化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应先有机械化，再组织农民；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组织起来本身就可以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改变，本身就能创造新的生产能力。
这一问题在今天仍然存在。农村土地所有权依然属于集体，但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也带来了生产资源的分散。进一步发展需要整合资源，而由资本主导还是由集体主导，关系到农业发展的方向。严海蓉指出，已有一些地方通过村庄乃至更大范围的集体组织整合资源，探索兼顾本地社会需要与生态可持续性的生产方式。
她进而提出，中国面临的不只是经济组织问题，还有“市场社会”的问题。市场竞争的逻辑已经超出经济交换，进入教育、人的成长和日常生活，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尺度。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面临社会原子化、集体和社区力量薄弱的问题。如何把人重新组织起来，在合作中重建平等和安全感，是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必须面对的挑战。
谈到中非合作，严海蓉同样强调要看到复杂性。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支持，确实为非洲创造了发展条件，也在一些地区和行业挑战了欧美资本的垄断。中国并未像西方那样，把强制私有化等要求作为合作条件；但中国企业也进入并利用了既有的制度环境，尚未从整体上改变这一体系。
她以津巴布韦的田野研究为例：中国在烟草种植和销售等领域的参与，帮助支撑了当地的重要经济部门，但这种支持并不意味着当地已经突破了更广泛的发展瓶颈。如何理解中国在全球南方的作用，需要把具体行业和局部的改变，与整体结构的变化区分开来，继续开展研究和讨论。
▍希兰·伊兰佩鲁马：自主发展有赖于社会变革与区域合作
来自斯里兰卡的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文化纵横》国际刊编辑希兰·伊兰佩鲁马（Shiran Illanperuma）指出，许多南方国家已经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却仍缺乏明确的替代性发展路径。一方面，讨论其他道路的思想空间不足；另一方面，即使政府有意改变，也未必具备相应的财政和国家能力。
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随着中国进入汽车、船舶、生产设备等领域，工业化所需设备的成本随之降低，可获得性也显著提高。这些变化在西方引发所谓“中国冲击”的焦虑，却可能降低全球南方国家建设自身产业的门槛。
但设备可以进口，推动工业化的社会条件却不会随之自动形成。希兰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仍主要由地主、依附西方金融市场的利益集团以及延续殖民时代贸易模式的商人构成，他们就很难产生推动自主工业化的意愿。讨论“一带一路”的可能性与局限，必须把全球南方国家自身的社会结构和变革需要纳入其中。
因此，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解不能仅以1978年为起点。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成效有着重要前提：经济主权、土地改革带来的尊严与较为平等的社会基础，以及能够自主学习外国经验、摆脱自卑与盲目模仿的文化条件。忽略这些前提，容易把中国经验误读为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成功案例。
因此，希兰认为，讨论的重点不应只是中国能够为全球南方提供什么，还应包括全球南方可以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经验中获得哪些启示，以及各国自身需要推动怎样的变革。
对较小的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区域合作尤其重要。大国拥有较大的市场和资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回旋空间，小国则需要通过区域合作扩大自主发展的可能性。亚洲已经形成相互连接的生产链条，但出口收益仍可能流向美国国债和金融市场，贸易仍依赖美元结算，生产能力的进步与金融依附可以同时存在。
希兰由此提出，需要探索能够支持区域发展的金融与协调机制，并思考如何借鉴中国在集中与分散、计划与竞争之间的制度经验。区域市场的形成，也不能脱离减贫和社会平等：人口多，并不必然意味着有效需求充足。生产能力建设、金融自主与社会变革，仍需结合起来推进。
▍从中国经验出发，继续讨论全球南方自主发展道路
整场讨论既回顾了中国发展的历史条件，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待深入研究的议题，包括生产能力建设与人民生活改善的关系、国家能力的社会基础，以及南南合作与各国自身社会变革之间的联系。
两份出版物所推动的，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持续探索。欢迎阅读《文化纵横》国际刊《构建全球南方的新发展理论》，以及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汇编《“两条腿走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继续关注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研究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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