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进贾家庄》这本书里，作家王宏甲还写道，在土改之后不长的时间内，土地已经开始变动，农村阶级关系开始有了新的变化。有很多农民开始出卖从土改中分到的土地。据一份《晋东南武乡县农村考察报告》中披露的信息，据六个村的调查，1949年到1950年两年，有139户（占总农户的11.8%）出卖土地410亩（占耕地总数2.28%），有的富裕农民占有的耕地超过本村人均占有耕地的一倍、两倍以至三倍。有的富裕农民买不到耕地就放高利贷。他们说，人赚钱累死人，钱赚钱发大财。其年利率高达到60%，甚至180%。
这种贫富差距的增大快得吓死人。这样下去，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还得了吗?如果今天的中国农村，正如有人所说的，要让资本下乡，那么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衰落简直就会是断崖式地直落地狱。
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农村中相当多的党员、干部，在土改结束后看不到的方向，有个突出的事例，晋东南襄垣县的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在全体党员会议上说，“我们支部参加了抗日、打老蒋，现在土改分了地，日本、老蒋都打倒了，任务完成了，所以我们的支部宣布解散。”这种个别基层党的干部和党的组织，出现这种如此混乱的思想，那么对于农村工作也就没有明确的前进方向，这势必给当时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对于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工作，也不可能真正去上心。陶鲁笳在文章中说，凡是党组织领导涣散的地方，农村中的互助组都搞得不太理想。而那些基层党组织领导坚定，方向明确的地方，互助合作运动都搞得有声有色。
确实，每个地方都有自身的特殊性，每个地方的党组织也有着先进与落后的区别。这是当时的现实，也是今天的现实。当年的山西省委与长治地委，对于农村的互助组，对于农业合作化的工作，是做了解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的。他们在了解农民的切身体会和实际需求之后，做出决定，一定要支持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将互助组升级建立合作社。这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是农民想走共同富裕的需要，是符合大多数农民意愿的。这是来自群众的心声。
不过，当时的山西省委的直接上级，即华北局，却与山西省委有着不同的意见。华北局也派来调查组进行调查。这个调查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走进贾家庄》这本书里没有说。然而，华北局的决定却是出人意料的，华北局认为，山西省现在不宜搞农业生产合作社。所以华北局对于山西省委做出的支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是不赞成的。
华北局不赞成山西省委的意见，其中一个理由是，农村现在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不符合当时中央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思想。具体这个新民主主义道路是什么道路，大意应该是，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不宜现在就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从某种程度上是国家资本主义。同时，支持华北局的一位高级领导同志也认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应该从城市开始，而不是从农村开始。而山西省支持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是这条道路不应该从农村开始。所以这位高级领导同志同意华北局的意见，而批评山西省委的意见。
后来陶鲁笳把情况直接向毛主席反映。毛主席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这样山西省委支持试点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意见得以贯彻实施。当然，这里并不是因为毛主席拍了板的，所以其他人不敢否定。关键还是在于，山西省委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得很细，而且确实反映了农民内心的真实愿望，而且，一些最早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成效显著，农业粮食产量获得丰收，比那些单干户的收入都要高出不少。这铁一般的事实摆在那里，任何批评意见都显得苍白无力。
华北局说山西省委支持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不符合新民主义道路的原则，这种观点不太能站得住脚。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是根据当时全国范围内的总体状态而确定下来的，这没有问题。但在具体的地区，情况都是有所不同的。新民主主义是要维持稳定的经济状态，不希望走得过快过急。这也没有问题。但具体到山西的晋东南，如贾家庄一带，由于农民通过互助合作，尝到了甜头，而且通过试办比互助组提高一层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又尝到了更多的甜头，这就在实践证明了，在这个地区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合理的，是有利的。当然，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不分青红皂白，大力促进快速地建立全部农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有点脱离实际了。所以山西省委从实际出发，只考虑先办试点，这就稳妥得多了。
那位高级领导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要从城市开始建设，这个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脱离山西那些地区的实际情况，强行不允许农村做一些可能性的尝试，而且把这种实验性的实践一笔抹杀，同样是不讲实事求是的。这就像当年恩格斯所说的，这种观点是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
正如在八十年代之初，我们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有些地区的农村党组织，以及当地的农民群众，坚持认为他们还是愿意走集体化道路，不愿意搞什么单干。那些农村的上级党组织也表示对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这才有了在全国很多地区都在搞单干的时候，总还能留下一些走集体化道路的种子。或许可能在某些地区，那里的某位领导坚持搞一刀切，不允许有任何集体经济的实体存在，这种做法就不对了。这种做法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是典型的形而上学。
在2020年，我们完成了脱贫攻坚的任务，当时很多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以及下属的市县党委，以及基层的村党支部，都在考虑如果进一步开展工作，那就是如何积极地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当年那些留下来的集体经济的种子，开始大面积的破土发芽，而且向更大的范围内延伸。全国很多地方学习走塘约之路，学习走山东烟台市委组织部所开展的由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因为广大农民已经看到，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只能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不走这条路，共同富裕就是句空话，就不能实现。
1930年，毛主席（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才溪乡调查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看清了，能使中国人口最后多的农民得以当家作主的组织，就是农民自愿组成的互助合作社。共产党的作用就是去保护去推广。真正的根据地并不是地盘，而是组织起来的人民。
咱们今天再细细琢磨毛主席的这句话，大有深意。中国的民主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农村凭什么能包围城市，关键就在于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农村，那里组织起来的农民都进行了变工、换工、互助合作的尝试。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当地农业的生产，增加了粮食产量，有力地支持了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没有根据地组织起来的农民的互助合作，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蓬勃发展，更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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