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创伤难道不应该被治愈吗？”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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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中国的一线导演中，陈思诚无疑是受美国心理悬疑片影响比较大的一位。
两年前的《解密》，他就采用了荣格式心理悬疑手法，把梦境表现得炫丽诡异。
这一次，《神探之痕迹》，又散发出了浓浓的弗洛伊德味儿。
陈思诚求助弗洛伊德，是为了给崔寻（张译 饰）的执着提供动机。
如果说，“师父”徐明海从技术、人格上成就了崔寻，那么，母亲失踪造成的“童年创伤”，则成为崔寻毕生痴迷鉴识痕迹、还原真相的原动力。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早年未解决的创伤，会持续驱动成年后的行为，潜意识的执念会反复在梦境、行为里重现。
崔寻的梦境，完全贴合弗洛伊德的这一说法。
根据全片观影复盘，崔寻至少出现了5次独立梦境——不是零散的一闪而过的镜头碎片，是完整进入母亲失踪的玉米地找寻的桥段。
第一次，侦破冰城色魔连环杀人案。崔寻熬夜比对咬痕，因极度疲惫而晕厥，坠入梦境——6岁的小崔寻独自站在玉米地，呼喊、寻找母亲，但四下无人。
这是童年创伤首次完整闪回，也是这个意象正式登场。
第二次，侦破1983年杀人抢劫案。案件陷入僵局，物证线索断裂，崔寻内心压力爆发，短暂切回玉米地。
镜头很短，侧重童年崔寻茫然张望的特写，没有完整奔跑的画面。
第三次，侦破江桥爆炸案。战友、法医黄仁德（马丽 饰）病逝。她的殉职令崔寻产生了巨大的无力感，再次入梦玉米地。
这里顺便说一句，黄仁德离世之后，一辈子不喝酒的崔寻，冒雪来到她的墓碑前，破例倒酒敬她，口称“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
崔寻的这句口头禅，在此情此景中，显得特别违和。
黄仁德为人正直，专业造诣很深，对崔寻帮助极大，是百分之百的“为善者”，然而却英年早逝，这难道是一种“天报”吗？
此外，崔寻极富理性精神，是相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编导却让他把这句典型的唯心主义格言挂在嘴边，难道没有发现其中割裂与悖论吗？
第四次，是2016年清理一桩陈年积案——白银市连环谋杀案。已经是一位老人的崔寻，独自静坐。玉米地梦境再次出现，画面色调偏黑白，属于内心独白式闪回，篇幅较短。
第五次，影片结尾。暮年崔寻走入玉米地，与童年的自己直接对话，完成意象收束。
需要指出的是，五次梦境，不是简单重复同一个镜头。
每次的画面的色调、摄影机运动、人物动作、叙事功能都有区别——崔寻与这片玉米地的关系，从“被创伤困住的囚徒”，慢慢走向“与童年自我对话、接纳创伤”。
第一次，用冷灰、青绿色调，阴天的散射光，玉米叶子颜色发沉，没有暖光。
开场用主观镜头，直接代入6岁小崔寻的视角。
镜头在玉米秆之间摇晃、颠簸，模拟小孩奔跑时视线晃动；大量玉米秆的特写，把画面切割成一格一格，形成围困感。
远处母亲的背影是虚焦，无法被目光抓住。
由于办案压力过大、比对咬痕陷入僵局，崔寻因疲劳之极而陷入昏睡，潜意识里浮现出童年最无助的一刻。
此时，玉米地是创伤的牢笼：人在里面，看得见背影，却永远追不上。
第二次，依然是冷色调，但亮度比第一次略高一点，保留一点点自然光。
镜头不再是长段主观跟拍，改用中景固定机位——童年崔寻，静静站在田地中间，四处转头寻找，没有呼喊。
此时，案件物证断裂，所有侦查方向卡住，玉米地从“恐怖的追逐场”变成一个孤独的等待之地。
第三次，冷暖色调交织，远处天际有一点黄昏橘黄，但玉米林内部依旧昏暗，明暗反差强烈。
在此之前，玉米地只是崔寻的个人伤痛；到这一幕，则和战友殉职叠加在一起。
第四次，色调采用接近浅黑白，只有极淡的黄褐色，像旧照片，远远看见小小孩童的身影在玉米地，几乎看不清面部。
老年崔寻在翻阅卷宗，创伤从激烈情绪，沉淀为内心底色。
第五次：片尾终章，暮年崔寻走入玉米地，遇到了童年的自己。
暮年崔寻：你在寻找什么？
童年崔寻（仰起脸，茫然）：我在找妈妈。你呢，你在找什么？
暮年崔寻：我穷尽这一生，也没有找到那个答案。
童年崔寻：那，还要继续找吗？
暮年崔寻（轻轻点头，温和而坚定）：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这一场景，采用了柔和的暖色调，像记忆被温柔化，不再阴冷。
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解读：崔寻没有“治愈”创伤，而是接纳了这份缺憾；他不再执着找到母亲这个人，而是把“寻找”本身延续下去。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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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诚采用“童年创伤”来解释崔寻动机，看似完美，其实是对真实人物历史、心理的遮蔽与措置。
先说好莱坞为什么热衷于大量拍摄心理悬疑片。
直截了当一句话：
好莱坞的这类影片——如《惊魂记》《蓝丝绒》《沉默的羔羊》等，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是把社会矛盾（主要是阶级矛盾）引发的犯罪和其他问题，说成是个体心理导致的，从而达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目的。
弗洛伊德理论的立足点在于：人的痛苦、暴力、罪恶，根源在童年创伤、在原生家庭、在欲望压抑、在潜意识，而不在阶级、制度和社会结构。
好莱坞借用这套框架，调动各种电影艺术手段，以形成这样的政治效果：对社会上大量出现的犯罪、疯狂、悲剧，不必去批判外部的社会环境、资本压迫、不平等，只需要追溯罪犯/主角的个人心理、家庭往事。
由此，解决方案也变成了个体心理疗愈，而不是社会改造。
另一方面，好莱坞也借助这套理论塑造个人主义英雄——英雄的驱动力，来自个人创伤；英雄的价值，在于战胜内心心魔，完成自我救赎。
好莱坞大量拍摄这类电影，力图把这套解释框架普世化，仿佛全世界所有人的行为、苦难，都可以用童年、俄狄浦斯情结、潜意识来解释。在潜移默化输出一种认知：理解人性的最好工具，就是个体心理分析，而不能用阶级、历史、生产关系等概念来解释。
《神探之痕迹》对崔寻的塑造，就是套用弗洛伊德理论刻舟求剑的结果——
从外在看，崔寻是一个刑警，执着于寻找物证、鉴识痕迹、追踪凶手；但从内在看，这不过是一个孩子在绝望地寻找消失的母亲。
崔寻不眠不休地投入办案，既是履行警察义务，也是潜意识里弥补童年时代无力找到母亲的创伤。
但是，把影片中的这套叙事，同崔寻的原型崔道植的真实经历略作比较，就不难觉察其中的荒谬。
崔道植，1934年生于吉林梅河口（伪满海龙县）一个贫苦朝鲜族佃农家庭。
在日伪的严酷统治和地主的压榨、剥削下，一家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在伪满洲国，穷人吃一口大米，都会日寇当成“经济犯”抓起来，罚作苦役，甚至杀害。
崔道植4岁时，父亲感染鼠疫去世，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生活更加困苦。
崔道植6岁那年，万般无奈的母亲含泪走进玉米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母亲是流落他乡，还是死于冻馁？不得而知。
无疑，这是一种创伤。
但母亲出走，难道是她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吗？难道不是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共同导致的吗？对崔道植来说，这难道不是一种阶级仇、民族恨吗？
更重要的是，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地主阶级被推翻，这种创伤难道不应该被治愈吗？
在接受采访时，崔道植多次说：童年失去了母亲，是党、是新社会收留了他，让他有饭吃、能读书、走上革命道路。
崔道植无限深情地说：是党把我养大，党就是我的母亲！
这就是说，崔道植并不是没有找到母亲，而是早就找到了，母亲当年不能给他的爱，党都给了他，并且更多。
不客气地说，影片把崔寻的动机归结为从未治愈的“童年创伤”，不仅一笔抹杀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抹杀了土地改革的胜利，也贬低和扭曲了崔道植老人。
崔寻的饰演者张译，10月1日在主流大报上发表题为《这九个字，让我终于望得见他了》的文章，回忆拜访崔老的经历。
有一段话写得很有感情——
“我看到崔老眼里有光，如宝石般璀璨。我眼眶湿润，不再问问题，只恳请老先生帮我写几个字。他写道：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这九个字，是一个苦孩子一生情感的凝结，重如千钧！
但遗憾的是，我在《神探之痕迹》中，没有看到这九个字，只看到四个字：“童年创伤”。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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