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自己的共同体,相当红军战士失去了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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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著名音乐人刘欢的猝然去世,他在1998年演唱的歌曲《从头再来》以及同名公益广告,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今天,距离这则广告的播出,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很多当年看不太清楚的问题,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我们也可以对广告和歌曲,做一次心平气和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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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了一点资料:广告创作筹备于1997年,1998年夏季在央视黄金时段正式播出,被誉为中国电视史上里程碑式的MTV形式公益广告,属于下岗职工再就业系列公益广告中的代表作。
广告的导演,是“第六代”导演中的标志性人物娄烨,执导的作品包括《推拿》《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

《从头再来》词作者陈涛,为国内顶尖词作家,国内作词奖项大满贯获得者。
曲作者王晓锋,是国内影视、流行乐坛重量级音乐制作人。
《从头再来》的音乐设计非常巧妙:主歌用3/4拍,但听觉上近似4/4拍,制造一种压抑、踉跄、负重前行的质感;副歌旋律豁然扬起,契合了“从头再来”的转折,配合画面,令观众情绪迅速达到高潮。
这则只有4分零8秒的广告,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张光北饰演的国企工人,曾经在工厂获得劳动模范荣誉,下岗后他情绪烦躁,在家呵斥孩子,慌乱间妻子将手中的奖状镜框摔碎。

孩子受了委屈,冒雨跑出家门,径直奔向废弃车间里的“歌者”(刘欢 饰),并投入他的怀中。
张光北和妻子追来,目睹这一场景,表情复杂。

几位下岗工人簇拥在长发披肩的“歌者”身边,推出字幕“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从头再来》的歌词如下: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
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
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挚爱的亲人;
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
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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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画面上看,这则广告刻意追求的效果,是把下岗潮表现成一种“天灾”——片中反复出现的风雨,就传递了这种暗示——天要下雨,天要刮风,有什么办法呢?
由于是“天灾”,下岗工人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需要做的,仅仅是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
对广告片的这一暗示,这里仅提出两点辨析:
第一,下岗并非“天灾”或“不可抗力”,而是人为的政策选择的结果。
这包括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既然要“入世”,融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企业制度上就必须“接轨”;二是,当年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迷信科斯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明晰”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不二法门;三是,一些人心照不宣地认为,这是最后的“盛宴”。

著名当代现实主义作家曹征路在200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那儿》【点击阅读】中,真实而生动的描述了政策是如何选择的——
在工厂改制的最后阶段,“我小舅”(即工会主席朱卫国)和全厂职工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通过抵押住房获得贷款,以求实现工人集体控股。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就在贷款资金已经落实、木已成舟的节点,市里突然下发29号文件,明确规定“经营者持大股”,否定“平均持股”,不允许普通职工集体均等控股。
工人抵押房子贷来的钱已经投进去,钱退不回来,房产证也拿不回来。
面对如此局面,朱卫国只能在车间里,用心爱的气锤砸碎自己的头,而全厂职工的下岗,也就在这种政策选择下变成了现实。

并非偶然的是,《那儿》中特地提到了《从头再来》这首歌——
“元旦之后,市里突然下文要求所有的国营企业限期改制,先是3号文件,后来又是5号9号文件。我们报纸也公布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实施细则,好像是突然之间,领导都睡醒了。我们主编说,这次是休克疗法铁腕推进!三九天,人人都热得不行。先是几家股份有限公司相继宣告成立,走到哪都能闻到鞭炮的硝烟味。广播电视里也都是喜庆气氛,歌词是: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
曹征路的确是一位敏感深刻的优秀作家,他以反讽的笔法,无情刺破了这样一个事实:《从头再来》无非是为落实“经营者持大股”的政策创造氛围、提供润滑、减少阻力罢了。
第二,用“风雨”来形容改制和下岗,过于轻描淡写了,如果一定要用某种自然灾害做比喻,则堪称“泥石流”。
对传统国营企业的工人来说,工厂并不仅仅是一个上班、领工资的地方,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传统、一种不言自明的身份。
简言之,国营企业是他们的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仅联系着当下,还是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桥梁——只有以共同体一员的身份存在,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

失去了自己的共同体,相当红军战士失去了红军——对很多人精神上的打击,是毁灭性的,绝非被雨淋湿了头发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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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部闻名遐迩的广告片,要害在于:它没有追问岗位消失的根源,也不讨论如何对下岗者提供补偿和保障,而是转向个体精神动员——把结构性的社会灾难,转化为个人需要克服的人生困境。
在广告片中,张光北饰演的下岗工人,被塑造成了一种负面的形象——“不够坚强”、“随波浮沉”,不能像黄宏小品中呈现的那样,以乐观、自豪的态度接受下岗。

而刘欢饰演的“歌者”,则扮演了牧师和父亲的双重角色。
一方面,“歌者”对冒雨追踪孩子而来的张光北唱道:“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需要追问的是:“真爱”指的是什么呢?
想来不是阶级之爱,而是一种抽象的、无缘无故的爱。
问题仅在于:如果这种“真爱”真的存在的话,张光北们又何以落到如此境地呢?
这是非常虚幻、虚伪的心灵鸡汤,相当于“上帝还是爱你的”,也许能够让张光北们心里好受一点,但对解决他们面临的困境,却毫无用处。

另一方面,“歌者”取代了张光北作为父亲的地位,紧紧地搂住孩子,给了他抚慰和安全感。
这倒是一个颇富预言意味的画面——下岗工人失去做父亲的资格,是这类题材的文学与电影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整个广告片,最令人费解的是:在中国革命的传统叙事中,一个工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无论走到哪里,远离故乡、举目无亲,哪怕遇到蒋介石、汪精卫1927年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工农那样的白色恐怖,首先要做也是找党、找组织。
只要找到了党,找到了组织,就有了方向,有了希望,有了安全感。
但这一次,张光北们“重又走进风雨”,却完全没有了这一主题。

时代真的变了。
既然如此,我赞同“从头再来”。
只是,这一次要接受上一次的教训。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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