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8月26日，发端于尼泊尔高山之上的冰崩与泥石流横扫中尼边境吉隆口岸，吞噬了无数生命。这场看似自然的灾难，其实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引发的又一次生态灾难表现——在不平等的全球帝国秩序下，全球南方承担着沉重的生态与社会代价，而全球北方国家从中谋取巨额的资源与财富。
从全球南方国家被迫承受的生态帝国主义掠夺，到无偿家务劳动对女性再生产价值的隐形剥削；从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全球肆虐，到劳动者各个方面受到压迫——当今的不平等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财富差距”，而是资本主义积累逻辑对自然与人进行的无休止的系统性暴力。《2026年全球不平等报告》将这些残酷的现象赤裸裸地展现出来。也揭示出隐匿在GDP增速背后的阶级割裂、生态不公与性别剥削，为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
然而，即便揭露出惊心动魄的冰山一角，这份报告却依然沉溺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迷梦之中。它开出的“药方”——累进税、包容性制度、气候补偿机制——听起来面面俱到，本质上却极其小心地回避了核心的生产关系，根本不敢触碰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一套以利润和无限扩张为驱动力的体系，怎么可能通过修修补补，来消解其自身必然产生的对抗与剥削？更何况，报告所依赖的部分官方统计数据，本身就是对边缘人群真实生存状态的掩盖与扭曲。
这份报告到底揭示了什么？不平等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我们翻译了《2026年全球不平等报告》中的部分章节，以飨读者。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英文完整版报告。
原作者｜本报告由Lucas Chancel、Ricardo Gómez-Carrera（首席作者）、Rowaida Moshrif、Thomas Piketty共同协调、撰写，Jayati Ghosh、Joseph E. Stiglitz 作序
翻译 | 忍冬、芒种、Ripple、知为
校对 | 侯泠
责编｜云岫、子夜
后台排版｜净怡
《2026年世界不平等报告》封面
自2018年以来，《世界不平等报告》已成为对全球不平等问题进行公共讨论的里程碑式文件。《2026年世界不平等报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26）是这一重要报告系列的第三版，此前两版分别发布于2018年和2022年。这些报告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200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均与世界不平等实验室 (World Inequality Lab)有关联，并共同参与建设全球规模最大的不平等历史演变数据库。这一集体性研究工作为全球范围内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讨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研究团队重新塑造了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公众对不平等现象的规模与成因的认知，尤其强调全球富豪阶层的分离趋势及推进高收入、高财富群体税收正义的紧迫性。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持续影响着各国及国际层面对财政改革、财富税及再分配政策的讨论，其影响范围从各国议会延伸到二十国集团等国际论坛。
在此基础上，《2026年世界不平等报告》进一步拓宽了视野。它深入探讨了二十一世纪不平等的新维度：气候与财富、性别差距、人力资本获取机会的不平等、全球金融体系的结构性不对称，以及正在重塑民主政治的地域分化。这些议题表明：当今的不平等已不仅限于收入或财富层面，而是渗透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
当今全球在人力资本获取方面的不平等依然极为严重，其差距可能远超大多数人的想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平均每名儿童的教育支出仅约为200欧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而欧洲则为7,400欧元，北美和大洋洲约为9,000欧元。这意味着非洲与欧美之间的差距超过1:40，大约是人均GDP差距的三倍。如此巨大的差距深刻影响着几代人的人生机会，固化了一种不平等的“机会地理”：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地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能获得何种教育与发展资源，从而进一步加剧并延续全球财富等级结构。
报告还指出，各群体对气候变化的责任远非均衡。虽然公共讨论常聚焦于和消费相关的碳排放，但新研究揭示了资本所有权在排放不平等中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全球最富有的10%人口，占与私人资本所有权相关的全球碳排放量的77%，同时也占与其消费相关的全球排放量的47%。这凸显了气候危机与财富高度集中之间的紧密关联。因此，要有效应对气候危机，就必须有针对性地重新调整那些助长排放与不平等的金融和投资结构。
世界妇女报告：妇女承担大量无偿家务劳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不足50% | 图片来源：联合国
如果将那些往往不可见、主要由女性承担的无偿劳动纳入考量，性别不平等问题也会呈现出更加严峻的面貌。当计入无偿家务和照护劳动后，性别差距急剧扩大。平均而言，在计入有偿和无偿劳动后，女性每工作小时的收入仅为男性的32%；而如果不计入无偿家务劳动，这一比例为61%。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持续存在的性别歧视，也暴露了社会在评估劳动价值和分配劳动力方面存在着深层次的低效与不合理。
在国际层面，《2026年世界不平等报告》记录了全球金融体系如何加剧不平等。富裕经济体持续受益于一种“过度特权” (exorbitant privilege)：每年约有相当于全球GDP1%的资金，通过持续的超额投资收益和富裕国家对其外部负债所支付的相对较低利息，以净海外收入转移的形式，从较贫穷国家流向较富裕国家；这部分金额约为全球发展援助金额的三倍。扭转这一结构性趋势，是任何具有可信度的全球公平战略的核心。
图片来源：远见杂志
最后，报告强调了国家内部日益加剧的地域分化 (territorial divides)。在许多发达民主国家，大都市中心与小城镇之间在政治立场方面的差距已达到百年未见的程度。不同地区在公共服务、就业机会及承受国际贸易冲击程度等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平等，这已导致社会凝聚力出现裂痕，并削弱了再分配改革所必需的政治联盟。
除了大量新的数据之外，《2026年世界不平等报告》还提供了一个理解经济、环境与政治不平等如何相互交织的框架。报告呼吁重建全球合作，从这些不平等的根源着手加以应对：实行累进税制、加大对人力能力与发展机会的投入、建立与私人资本所有权相联系的气候责任机制，以及建设能够重塑信任与团结的包容性政治制度。
一、世界不平等的七大方面
不平等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但到2025年，其程度已亟须引起重视。全球化与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已不成比例地流向了少数人，而世界上大部分人口仍难以维持生计。这些鸿沟并非不可避免，而是政治和制度选择的结果。
本报告依托世界不平等数据库和最新研究，全面描绘了收入、财富、性别、国际金融、气候责任、税收和政治等多维度的不平等状况。研究结论清晰明确：不平等依然极其严重且持续存在；它呈现在多个彼此交织、相互强化的维度之中；它重塑着民主政治，分裂联盟并侵蚀政治共识。
然而，数据也表明，不平等程度是可以被降低的。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再分配性转移支付、累进税制、人力资本投入及更有力的劳工权利保障等政策，已发挥了积极作用。诸如对千万级以上富豪征收最低财富税等政策提议，也显示出可以动员多大规模的财政资源，用于支持教育、医疗卫生和气候适应。减少不平等不仅关乎公平，也关系到经济的韧性、民主的稳定以及地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
数据中呈现出的第一个也是最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全球不平等仍处于极高水平。图1显示，如今全球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总额超过了其余90%人口的总和，而全球收入最低的50%人口所获得的收入不足全球总收入的10%。财富的集中程度更为严重：最富有的10%人口拥有全球约四分之三的财富，而最底层的50%人口仅持有2%的财富。
图片来源：根据《2026年世界不平等报告》原文中图表，通过AI翻译制作，下文图表也均来源于此，不再单独标注
当我们进一步把目光从最富有的10%人口转向更顶端的群体时，不平等的程度更为惊人。图2显示，全球最富有的0.001%人口，也就是不到6万名千万富豪，如今控制着比全球一半人口财富总和还要多三倍的财富。他们的财富份额从1995年的近4%持续增长到如今的6%以上，凸显了不平等持续加剧的趋势。
这种财富集中不仅持续存在，而且正在加速。图3显示，极端财富不平等正在迅速加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亿万富豪和资产超过一亿美元的超级富豪们的财富以每年约8%的速度增长，几乎是全球最贫困的一半人口财富增长率的两倍。最贫困的人口虽然取得了一定收益，但与最富有人群的惊人财富积累相比，这些改善显得微不足道。
其结果是，极少数人掌握着前所未有的金融权力，而数十亿人甚至仍被排除在最基本的经济稳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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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与气候变化
气候危机是一个集体挑战，但也是一个存在着深刻不平等的问题。图4显示，全球最贫困的一半人口仅占与私人资本所有权相关碳排放的3%（如果按照消费计算，则占相关排放的10%）；相比之下，最富有的10%人口却占与私人资本所有权相关排放的77%，并占基于消费计算的碳排放的47%。仅最富有的1%人口就占私人资本所有权相关排放的41%，几乎是全球其余90%人口排放总量的两倍。
气候不平等还体现在“易受影响性”（vulnerability）。那些碳排放最少的人群——主要是低收入国家的人口——也恰是受气候冲击最严重的人群。与此同时，排放最多的人群则受到更好的保护，拥有适应或规避气候变化后果的资源。因此，气候责任的不平等，也是一种风险分配的不平等。气候不平等既是环境危机，也是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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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不平等
不平等不仅是收入、财富或碳排放的问题，它也深深嵌入日常生活的结构之中，塑造着谁的劳动被认可、谁的贡献能获得回报、谁的发展机会受到限制这些问题。在各种持续存在且广泛分布的不平等中，性别差距尤为突出。
在全球范围内，女性获得的劳动收入仅占总劳动收入的略多于四分之一，这一比例自1990年以来几乎没有改善。按区域分析（图5），中东和北非地区女性的劳动收入份额仅为16%；南亚和东南亚为20%；撒哈拉以南非洲为28%；东亚为34%；欧洲、北美和大洋洲，以及俄罗斯和中亚的情况相对较好，但即便如此，女性的劳动收入份额也仅占约40%。
女性比男性工作时间更长，但收入却更少。图6显示，如果计入家务和照护劳动，女性平均每周工作53小时，而男性为43小时。然而，她们劳动的价值却始终被低估。如果不计算无偿劳动，女性每小时的收入仅为男性的61%；当计入无偿劳动后，这一数字降至仅32%。女性承担了不成比例的家务和照护责任，这限制了她们的职业发展机会，制约了政治参与，并减缓了财富积累。因此，性别不平等不仅是公平问题，也是一种结构性低效：一个低估一半人口劳动价值的经济体，也是在削弱自身的发展韧性与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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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间不平等
全球平均水平掩盖了地区间的巨大鸿沟。图7显示，世界各地区呈现出明显的收入层级分化：高收入地区，如北美和大洋洲、欧洲；中等收入群体，包括俄罗斯和中亚、东亚、中东和北非；以及人口众多但平均收入仍然较低的地区，如拉丁美洲、南亚和东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
即使考虑到不同地区之间的物价差异，这些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悬殊。北美和大洋洲居民的平均收入约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居民的13倍，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换言之，北美和大洋洲的人日均收入约为125欧元，而撒哈拉以南非洲仅为10欧元。而且这还只是平均值：在每个地区内部，许多人的实际收入远低于平均水平。
图8通过展示各地区内部的收入和财富分布，进一步凸显了这一点。收入不平等在各个地区普遍存在，最富有的10%人口所获得的收入始终远高于收入最低的50%人口。而在财富分配方面，集中程度更为严重。在所有地区，最富有的10%人口控制着远超过一半的社会总财富，而底层的一半人口往往仅持有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无论是在地区之间还是地区内部，不平等都十分严重。一些地区，如北美和大洋洲，其平均收入和财富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内部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其他地区，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则面临着平均收入水平低和内部极端不平等的双重负担。
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一个显著优势在于，它能够追踪从最贫困个体到最富有人群的整个收入与财富分配情况，同时还能提供多个年份的国家层面数据。这使研究者不仅能够考察不同地区之间及地区内部的不平等，还能考察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状况。
图9通过“收入最高的10%人口与收入最低的50%人口”之间的收入比率（T10/B50）直观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简单而有力的衡量指标，它提出的问题是：平均而言，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是最贫困的一半人口收入的多少倍？其答案将揭示国家内部存在的巨大不平等。
尽管各国内部的不平等都很严重，但其程度仍呈现清晰的地域差异。欧洲以及北美和大洋洲的大部分地区属于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区域，不过即使在这些地区，最富裕群体获得的收入也远远超过收入最低的一半人口的总收入。美国是个例外，其不平等程度高于其他高收入国家。在光谱的另一端，拉丁美洲、南部非洲以及中东和北非地区，底层50%人口的收入较低，同时财富极度集中于顶层，由此形成了全球最高的“最高10%/最低50%”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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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配、税收与逃税
通过考察不同国家及不同时期的不平等状况可以发现，政策确实能够有效降低不平等程度。图10显示，累进税制，尤其是再分配性转移支付，在各个地区都显著降低了不平等；当这些制度设计合理并持续执行时，效果尤为明显。在欧洲以及北美和大洋洲，税收与转移支付体系持续使收入差距缩小30%以上。即使在拉丁美洲，1990年代后推行的再分配政策也在缩小差距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证据表明，在每个地区，再分配政策在减少不平等方面都是有效的，但效果有显著差异。
全球在人力资本获取方面的不平等依然巨大，其程度可能远超大多数人的想象。202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每名儿童的平均教育支出仅为220欧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而欧洲为7,430欧元，北美和大洋洲为9,020欧元（见图11），差距超过40倍，即约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或人均国民净收入（NNI）差距的三倍。这种差异深刻影响着不同代际人口的机会，固化了全球范围内机会分布的地理不平等，从而加剧并延续了全球财富等级体系。
此外，税收制度往往在最需要的地方失效：即在收入和财富分布的顶端失效。图12揭示了超级富豪如何逃税。对大多数人而言，实际所得税率会随着收入增加逐步上升，但对于亿万富豪群体，实际税率却急剧下降。换言之，这些最富有的精英阶层承担的税负比例低于大多数收入远低于他们的家庭。
这种逆向累退性模式使政府失去了可以用于教育、医疗卫生和气候行动等关键领域投入的重要财政资源。它还会削弱人们对税收制度的信任，进而损害公平性和社会凝聚力。因此，累进税制至关重要：它不仅能调动财政收入以资助公共产品并减少不平等，还能通过确保经济能力最强者承担与其财力相称的税收责任，来增强财政体系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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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体系加剧不平等
不平等也深深嵌入全球金融体系之中。图13显示，当前国际金融架构本身就以一种系统性制造不平等的方式运作。发行储备货币的国家可以持续以更低的成本借款，以更高的利率放贷，并吸引全球储蓄。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则面临几乎完全相反的处境：高昂的债务、低收益的资产，以及持续的收入外流。
富裕国家的这种特权并非源于市场效率，而是来自国际金融体系的制度性设计：储备货币发行国和金融中心被置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位置，从而使富裕经济体持续受益。对于如美国国债和欧洲主权债券等所谓“安全”资产的持续需求，加上各国央行外汇储备、金融监管标准（如《巴塞尔协议III》）以及信用评级机构的判断，进一步巩固了这一优势（见图14）。【译者注：巴塞尔协议III是2010 年发布的全球银行业监管框架，核心是通过提高资本充足率、引入杠杆率和流动性指标来增强银行抗风险能力。】
其结果是，富裕国家能持续以较低成本借款，同时在海外投资收益率更高的资产，从而使自身处于金融食利者的位置，并以较贫穷国家承担代价为基础持续获利。
这是一种现代形式的结构性不平等交换。殖民列强曾经通过掠夺殖民地资源将自身经济赤字转化为盈余，今天的发达经济体则通过金融体系实现了类似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被迫向外转移资源，从而限制了自身在教育、医疗卫生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能力。这种机制不仅固化了全球不平等，还加剧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因为用于推动包容性发展的财政空间被侵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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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分歧与民主
经济鸿沟并不止步于市场领域，而是会直接延伸到政治领域。不平等影响着谁被代表、谁的声音有分量、以及政治联盟如何形成或为何无法形成。图15显示，西方民主国家中传统上基于阶级的政治阵营结构已经瓦解。20世纪中期，较低收入和较低教育水平的选民大多支持左翼政党，而更富裕和教育水平更高的群体则倾向于右翼，由此形成了较为清晰的阶级政治分野，并推动了更强的再分配政策。
如今，这种模式已经破裂。首先，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在政治取向上开始指向不同方向（见图15），使得为再分配建立广泛联盟变得难以为继。这种演变可以用教育普及伴随着阶级结构的复杂化来解释。例如，许多受教育程度较高但收入相对较低的选民（如教师和护士）往往支持左翼政党，而许多受教育程度较低但收入相对较高的选民（如个体经营者和卡车司机）则倾向于支持右翼。
更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各国内部地域分歧的加剧。在许多发达民主国家，大都市中心与小城镇居民之间政治立场的差距已达到百年未见的水平（见图16）。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卫生、交通及其他基础设施）、就业机会获取的不平等，以及受到贸易冲击程度的差异，已导致社会凝聚力出现裂痕，并削弱了再分配改革所必需的政治联盟。
其结果是，工人阶级选民如今或分散在政治光谱两端的不同政党之中，或缺乏强有力的政治代表，这限制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并进一步固化了不平等。为了重新激活二战后那种推动再分配的广泛政治联盟，关键在于制定更具雄心、能够惠及所有地区的政策纲领，正如过去曾经成功做到的那样。
这种政治上的分化削弱了应对不平等所需的政治基础，并阻碍了再分配政策的实施。与此同时，财富对政治的影响又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影响力的不平等。图17显示，竞选资金高度集中于高收入者手中：在法国和韩国等国家，最富有的10%人口不成比例地提供了大部分政治现金。这种金融力量的集中放大了精英群体的声音，压缩了公平决策的空间，并使占人口多数的劳动者群体进一步被边缘化。
减少不平等是一种政治选择。但分化的选民群体、劳动者代表性不足以及财富对政治施加的过度影响力，都阻碍了改革所需联盟的形成。这种现实并非不可改变。它反映的是围绕竞选资金规则、政党策略和制度设计的政治选择——只要有足够的意愿，这些都可以被重塑。因此，为形成社会共识创造必要的条件，与任何具体的政策工具一样，都对减少不平等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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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
所有证据都清楚地表明一个结论：不平等是可以被减少的。一系列政策已经以不同方式证明能有效缩小社会经济差距。
一个重要的途径是加大对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公共投资。这些是缩小不平等最有力的手段之一，但目前人们获得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仍然不均且分层。通过公共投资建设免费且高质量的学校、全民医疗保障、儿童保育和营养项目，可以缩小人生早期阶段的差距，并为人们创造终身学习的机会。通过确保由才能和努力而非家庭背景决定人生机遇，此类公共投入能推动建设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的社会。
另一条路径是通过再分配项目来缩减不平等。现金转移支付、养老金、失业救济金及对弱势家庭的定向援助，可以直接将资源从分配顶层转移到底层。制度设计合理之处在于这类措施缩小了收入差距，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并提高了应对冲击的能力，特别是在社会福利体系较弱的地区。
促进性别平等同样可以带来重要进步。缩小性别差距需要消除那些影响劳动价值评估与分配的结构性障碍。通过提供可负担的儿童保育、将父亲纳入其中的育儿假制度，以及为照护者提供养老金积分，承认并重新分配无偿照护劳动的政策，对于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严格执行同工同酬，并加强对职场歧视的法律和制度保障。解决这些不平衡问题，可以确保机会和回报不再由性别决定，而更多取决于个人的贡献与能力。
气候政策构成了另一个关键维度：设计不当会加剧不平等，但如果规划合理，也能减少不平等。与累进税制相结合的气候补贴，有望以更公平的方式加快低碳技术的推广。对奢侈品消费或高碳投资征税和监管，也有助于减少最富裕群体的碳排放水平。
税收政策是另一个强有力的杠杆。更公平的税收体系——通过累进税制让最高收入的人群承担更高比例的税负——不仅能调动更多公共财政资源，还能增强财政制度的公平正当性。即使对亿万富豪征收税率相对温和的全球最低税，也能筹集到相当于全球GDP0.45%至1.11%的资金（见图18），从而为教育、医疗卫生和气候适应等领域具有变革意义的公共投入提供资金。
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同样可以减少不平等。当前的制度安排使发达经济体能够廉价借贷并获得稳定的资金流入，而发展中经济体则面临较高成本的债务负担和持续的资金外流。采用全球货币、建立集中化的国际信贷和支付系统，以及对过度盈余征收矫正性税收等改革措施，都有助于扩大各国用于社会投资的财政空间，并减少长期以来塑造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平等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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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不平等是一种政治选择，它是我们的政策、制度和治理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平等不断加剧带来的代价是明确的：社会分化日益扩大、民主制度愈发脆弱，而气候危机的沉重后果，却更多由那些负有最少责任的人群承担。但与此同时，改革的可能性同样明确。凡是再分配机制更有力、税收制度更公平、社会投入得到优先保障的地方，不平等程度就会降低。
工具就在那里，挑战在于政治意愿。我们在未来几年所做的选择，将决定全球经济是继续沿着财富与资源高度集中的道路走下去，还是转向一个更加注重共同繁荣的方向。
二、部分国家不平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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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
基本数据：
人口：45,851,378
月平均收入（PPP）：1,568欧元
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 图片来源：网络
在阿根廷，不平等程度依然显著，但在过去十年间略有缓解。收入最高的10%人口获得了全国总收入的约45%，而收入最低的50%人口仅获得约12%。财富集中度同样很高：最富有的10%人口持有全国近60%的财富，最富有的1%人口则掌握了接近四分之一的总财富。2014年至2024年间，人口收入最高与最低两端之间的收入差距指标从32上升至36.8，显示不平等程度温和加剧。阿根廷的人均财富约为52,000欧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但分配依然高度不均。女性劳动参与率为37.7%，较十年前略有改善。
总体而言，尽管这些指标在逐步变化，阿根廷的不平等程度仍然居高不下。
解读：该国的透明度指数为7/20。由于近期阿根廷物价波动较大，采用了2024年的购买力平价换算系数。所有数值均按全国总人口的人均水平估算。有关各项概念和指标的定义，请参见原文术语表。来源与系列：wir2026.wid.world/methodology。（下同）【编者注：透明度指数是衡量政府发布不平等相关数据的透明程度，从0到20越高越透明。】
阿根廷顶层10%与底层50%的收入份额，1900–2024年。解读：2024年，收入最高的10%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额为45%。这里的收入是指在养老金和失业保险体系发挥作用之后、缴纳个人所得税之前进行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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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西
基本数据：
人口：212,812,405
月平均收入（PPP）：1,045欧元
巴西的不平等仍居世界前列
图片来源：NEW TALK
在巴西，不平等程度仍位居全球最高之列，并在过去十年间略有扩大。收入最高的10%人口获得了全国总收入的约59%，而收入最低的50%人口仅获得9%。财富集中程度更为严重：最富有的10%人口持有全国70%的总财富，而最富有的1%人口则掌握了超过三分之一的财富。2014年至2024年间，人口收入最高与最低两端之间的收入差距指标从53扩大至63，凸显出持续存在的差距。巴西人均收入约为12,500欧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财富约为46,000欧元。女性劳动参与率稳定在37.4%左右，变化有限。
总体而言，巴西在收入、财富和性别等多个维度上的不平等依然根深蒂固。
解读：该国的透明度指数为6/20。所有数值均按人均（全体人口）水平估算。所有概念和指标的定义请参见原文术语表。
巴西顶层10%与底层50%的收入份额，1900–2024年。解读：2024年收入最高10%人群的收入份额为59%。收入是在养老金和失业保险体系运作之后、缴纳所得税之前进行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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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朗
基本数据：
人口：92,417,681
月平均收入（PPP）：749欧元
伊朗的平民居住的地方 | 图片来源：每日头条
在伊朗，不平等程度仍然很高，并在过去十年间略有上升。收入最高的10%人口获得了全国总收入的约56%，而收入最低的50%人口仅获得18%。财富不平等更加严重：最富有的10%人口持有全国近63%的总财富，最富有的1%人口约持有29%。2014年至2024年间，收入最高的10%人口与收入最低50%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指标从30降至26，显示差距有所缩小。人均收入约为9,000欧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财富约为31,000欧元。女性劳动参与率仍然很低，仅为7.2%，十年间几乎没有改善。
总体而言，伊朗在收入、财富和性别等维度的不平等持续存在，改善迹象有限。
解读：该国的透明度指数为3/20。所有数值均按人均（全体人口）水平估算。所有概念和指标的定义请参见原文术语表。
伊朗顶层10%与底层50%的收入份额，1900–2024年。解读：2024年收入最高10%人群的收入份额为46%。收入是在养老金和失业保险体系运作之后、缴纳所得税之前进行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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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度
基本数据：
人口：1,463,865,525
月平均收入（PPP）：518欧元
印度的穷人和富人只隔着一堵墙
图片来源：网络
印度的不平等程度仍处于世界最高行列，平均收入偏低，近年来几乎没有改善。收入最高的10%人口占有全国总收入的约58%，而收入最低的50%人口仅分得15%。财富不平等问题更为严重：最富有的10%人口掌握全国约65%的总财富，其中最富有的1%人口持有约40%的财富。2014至2024年间，收入最高的10%人口与收入最低50%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稳定。人均年收入约6,200欧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财富约28,000欧元。女性劳动参与率依然非常低，仅为15.7%，过去十年未见提升。
总体而言，印度在收入、财富与性别层面均存在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凸显该国经济内部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分化。
解读：该国的透明度指数为4/20。所有数值均按人均（全人口）水平进行估计。概念和指标的所有定义请参见原文术语表。
印度顶层10%与底层50%的收入份额，1900–2024年。解读：2024年，收入最高的前10%人群的收入份额等于58%。收入的计算是在养老金和失业保险系统运行之后、扣除所得税之前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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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基本数据：
人口：143,997,393
月平均收入（PPP）：2,294欧元
俄罗斯的街头 | 图片来源：网易新闻
俄罗斯的不平等程度仍处于较高水平，且在过去十年进一步加剧。收入最高的10%人口获得全国总收入的51%，而收入最低的50%人口仅获得16%。财富集中问题更为突出：最富有的10%人口掌握全国75%的总财富，而最富有的1%人口就持有社会总财富的47%。人均收入约为27,500欧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财富约为94,100欧元。2014年至2024年间，收入最高的10%人口与收入最低的50%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指标由27上升至32，意味着贫富分化持续扩大。女性劳动参与率小幅提升，从40%增长至42%。
总体而言，俄罗斯的收入与财富均高度集中，不平等程度仍在上升。
解读：该国的透明度指数为 4.5/20。所有数值均按人均（全人口）水平进行估计。概念和指标的所有定义请参见原文术语表。
俄罗斯顶层10%与底层50%的收入份额，1900–2024年。解读：2024年，收入最高的前10%人群的收入份额等于51%。收入的计算是在养老金和失业保险系统运行之后、扣除所得税之前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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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基本数据：
人口：347,275,807
月平均收入（PPP）：3,947欧元
美国贫富差距明显 | 图片来源：BBC
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在富裕国家中仍居高位，过去十年间几乎没有明显变化。收入最高的10%人口获取全国总收入的47%，而收入最低的50%人口仅获13%。财富不平等更加严重：最富有的10%人口掌握全国70%的总财富，而最富有的1% 人口就持有全部财富的35%。人均收入为47,400欧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财富约为264,700欧元。2014年至2024年间，收入最高的10%人口与收入最低的50%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基本持平，由34.5略升至34.6。同期女性劳动参与率从37.4%上升至39.7%。
总体来看，美国的收入与财富仍高度集中于顶层群体，各维度的不平等差距长期存在。
解读：该国的透明度指数为15.5/20。所有数值均按人均（全体人口）水平估计。概念和指标的定义请参见原文术语表。
美国顶层10%与底层50%的收入份额，1900–2024年。解读：2024年，收入最高的前10%人群的收入份额等于47%。收入的计算是在养老金和失业保险系统运行之后、扣除所得税之前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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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基本数据：
人口：1,416,096,094
月平均收入（PPP）：1,199欧元
图片来源：网络
在中国，不平等程度依然较高，但在经历数十年的急剧上升后已趋于平稳。收入最高的10%人口获得了全国总收入的约43%，而收入最低的50%人口仅获得约14%。财富差距尤为悬殊：最富有的10%人口持有全国近68%的总财富，而最富有的1%人口则掌握了约30%的财富。2014年至2024年间，收入最高的10%人口与收入最低的50%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从29略微扩大到31，表明尽管整体不平等程度的增速放缓，两极分化仍在持续。人均收入约为14,500欧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财富超过86,000欧元。女性劳动参与率稳定在34.6%左右，没有明显改善。
在多年差距扩大之后，中国的不平等如今似乎已进入平台期，但按全球标准衡量仍处于高位。
解读：中国透明度指数为7/20。所有数值均以人均（全体人口）水平估算。相关概念与指标定义见原文术语表。
中国顶层10%与底层50%的收入份额，1900–2024年。解读：2024年顶层10%的收入份额为43%。收入按养老金及失业保险系统运作之后、缴纳所得税之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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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基本数据：
人口：9,632,287
月平均收入（PPP）：2,046欧元
据统计：匈牙利国内最富有的10%人口，掌控全国71%的金融资产；40%的中高收入群体持有24%的金融资产；而占总人口半数的低收入群体，仅掌握全国5%的金融资产 | 图片来源：napi.hu/匈国那点儿事
在匈牙利，不平等程度保持中等，且在过去十年间大体稳定。收入最高的10%人口约获得总收入的约33%，而收入最低的50%人口约占23%。财富不平等则明显更高：最富有的10%人口持有约67%的总财富，而最富有的1%人口约占三分之一。2014年至2024年间，收入最高的10%人口与收入最低的50%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化不大，从13.6略升至14.2，反映出分配格局的持续性。人均收入约为25,000欧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财富约94,000欧元。女性劳动参与率从43.2%小幅升至43.3%，延续了缓慢上升的趋势。
总体而言，匈牙利维持了相对均衡的收入结构，尽管财富集中现象依然显著。
解读：该国透明度指数为5.5/20。所有数值均以人均（全体人口）水平估算。相关概念与指标定义见原文术语表。
匈牙利顶层10%与底层50%的收入份额，1980–2024年。解读：2024年顶层10%的收入份额为33%。收入按养老金及失业保险系统运作之后、缴纳所得税之前计算。
—END—
文章来源：
https://wir2026.wid.world/www-site/uploads/2026/04/World_Inequality_Report_2026.pdf
原标题：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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