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牵着万家灯火。就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牵着万家灯火。党的二十大作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大部署，明确要求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劳动就业领域，核心就是把劳动者的生存保障、人格尊严、发展权利摆在首要位置，让全体劳动者能够通过劳动获得稳定收入、享有社会保障、实现成长进步，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生建设的应有之义。伴随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灵活就业成为我国就业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为吸纳劳动力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规模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背后，社保覆盖不足、收入波动较大、劳动权益保障薄弱等现实问题客观存在，也衍生出影响家庭发展与社会长远运行的潜在风险。在此背景下，网络上出现“灵活就是福利”的论调，将灵活就业岗位的工作弹性曲解为社会福利，混淆自愿择业与被动谋生的边界，在舆论场引发争议。
面对新就业形态带来的理论与现实课题，我们必须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扎根中国劳动市场实际，拨开话语迷雾，厘清何为劳动者真正的福利，辨明灵活就业的价值边界，牢牢守住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本文批判错误论调，不是否定灵活就业在就业格局中的客观作用，而是要正本清源，更加凸显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民生本位，推动实现各类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公平保障。
一、正本溯源：高质量充分就业才是劳动者真正的福祉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的终极目标不是仅仅维持生存挣扎，而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落实到就业领域，集中体现为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高质量充分就业，绝不只是实现数量层面的充分上岗，更是要实现质量层面的人的发展：它要求劳动者获得合理体面的劳动报酬，建立规范清晰的劳动关系，享有完备可靠的社会保障，拥有安全健康的劳动条件，打通职业成长上升通道，保障每一位劳动者实现有尊严的劳动，让所有有劳动意愿的社会成员都能够获得合适的就业岗位。
高质量充分就业，能够把劳动者从朝不保夕的生存焦虑中解放出来，不必为生存透支自身健康，让劳动者可以从容规划职业生涯、抚育家庭、开展自我提升，实实在在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灵活就业与社会保障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对立关系。一方面要持续打通拓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通道，破除制度堵点；另一方面必须压实灵活就业用工企业的社会责任，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覆盖面，完善劳动协商与维权救济机制，补齐新业态劳动者的制度短板。
京东平台的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行业标杆。京东外卖全职骑手已突破 15 万人，全部实现 “三个 100%”：100% 签订劳动合同，100% 交齐五险一金，100% 享受正式员工福利。从总部白领到一线快递员、外卖骑手，企业全部将其纳入正式员工社保体系，在法定五险一金之外叠加商业意外险；针对外卖骑手群体，企业承担个人应缴部分，实现员工社保个人零负担。这充分证明，只要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灵活就业者完全可以享有完备的社会保障。无论哪一种就业模式，基本劳动权益、社会保障都应当有刚性的制度兜底，绝不能将迫不得已的不稳定就业状态，包装成值得赞美的福利。高质量、稳定、充分的就业，才是人民群众真正的福祉。
二、站稳立场：社会科学研究者要扎根国情回应群众现实冷暖
驳斥“灵活就业福利说”，带给我们的启示已经超越就业这一具体议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切不可机械照搬套用西方理论框架，不能悬浮于普通劳动者真实的生存现实之上。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扎根中国大地、体察群众冷暖，回应实践提出的真问题。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立场，体面劳动、安稳生活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劳动是通往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我们要坚定不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持续培育、创造更多高质量充分就业岗位，不断扩大体面劳动供给；同时织密织牢社会保障安全网，统筹推进不同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破除身份差异带来的权益落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享有劳动的尊严、工作的安全、生活的可靠保障。让劳动者通过劳动过上好日子，这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矢志追求的民生福祉。
三、风险转嫁：平台去劳动关系化背后的劳动异化新变体
确立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价值标尺之后，再来审视当下平台用工现实不难发现，“去劳动关系化”操作，正是灵活就业权益陷入困境的关键症结。许多平台借此规避缴纳社保、工伤保护等法定雇主责任，把工伤风险、疾病医疗、养老保障等生存风险转嫁给劳动者个人，把本应由企业承担的社会成本向外转移给劳动者个体乃至整个社会。资本享有生产经营带来的收益，劳动者独自承担全部生存风险，这绝非劳动者用自由交换而来的福利，而是资本逻辑之下风险外部转移催生的制度后果。这也是新时代劳动异化的新表现：劳动异化为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谋生手段，弱化了劳动实现人的发展的内在价值。必须划清清晰的理论界限：西方经济学谈论的个体工作 “效用偏好”，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法定、客观的福利权益。社会保险不是资本给予劳动者的恩惠，而是法律赋予劳动者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是保障劳动力再生产、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石。
立足以人民为中心的就业制度建设逻辑，核心要义就是厘清劳资权责，守住劳动权益的制度底线，防范劳动风险向劳动者个体单方面转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可以依法获得合理收益，但不能以消解劳动者法定权益为代价。劳动的价值归宿，应当服务于人的发展，而不只是资本增殖。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制度，就是要矫正风险转嫁的扭曲机制，压实用工主体责任，推动企业把劳动者权益纳入经营成本。社会保障是劳动者与生俱来的法定权利，不随就业形式的变化而被剥夺。无论劳动关系认定模式如何创新，工伤、医疗、养老这些关乎劳动者生存的基本保障，都应当得到制度兜底，让劳动回归到助力劳动者生存发展、实现美好生活的本源。
四、隐患暗藏：错误叙事传导的政策误导与结构性社会风险
平台用工风险转嫁的现实，一旦被话语包装美化，还会衍生出更深层的治理难题。如果放任 “灵活就是福利” 这一叙事传播，就容易滋生错误的政策导向：既然灵活就业是劳动者自愿选择，社保、劳动权益的缺失仿佛就变得理所应当。这会直接消解政府监管、平台企业两大关键主体的保障责任。倘若社会形成 “保障缺位属于劳动者自主取舍” 的认知，就会弱化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治理效能，让劳动者独自面对伤病、年老带来的生存难题。保障缺位的影响不只局限于劳动者个体，还会产生风险的代际传导，削弱普通家庭抗风险能力，拉大收入与财富差距，不断积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背离共同富裕的目标，违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现实中我们应当区分两类灵活就业：一类是拥有多元选择、主动追求弹性工作的自主灵活就业；另一类是生计压力之下议价能力薄弱的被动灵活就业，本质上属于不稳定就业。我们应当尊重前者的自主选择，但绝不能美化后者的生存困境。
面对这样的潜在风险，以人民为中心的就业治理，要求政策设计始终锚定共同富裕的目标，主动防范化解就业领域的结构性风险。就业政策不能被动迎合市场自发形成的现实结果，而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对市场失灵加以有效矫正。对待灵活就业，不是简单否定这一就业形态，而是要分类施策：保护主动灵活就业群体的择业自由，重点补齐被动灵活就业群体的权益短板。就业治理的落脚点，是提升家庭整体抗风险能力，阻断风险代际传递，让不同就业形态的劳动者都能够安心劳动、安心养育家庭。这既是维护社会公平，也是夯实社会长治久安的民生根基，是推进共同富裕必须答好的时代考题。
五、幻象丛生：“灵活就业福利说” 的舆论泛起与认知迷思
正是现实用工矛盾与治理风险的存在，让“灵活就业福利说”这套舆论叙事的问题暴露无遗。该论调直接把灵活就业的形式灵活性等同于社会福利，其要害在于将劳动者迫于现实的生存选择包装成主动享受的权利，制造脱离劳动者真实生存处境的福利幻觉。从现实来看，固然有少数具备充足选择权的自由职业者，主动选择灵活就业模式换取时间自主，收获工作方式上的效用提升，但这只是局部或个案；绝不能把个体特例放大为普遍性的社会判断。现实中大量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很多是在稳定岗位供给不足、遭受失业冲击之后，将灵活就业作为谋生出路。所谓 “灵活”，很多时候是劳动者缺乏更多择业选项之下的生存妥协。把被动谋生美化成制度福利，本质是一种脱离基层现实的精英主义认知偏差，混淆了形式层面的选择自由与实质层面的发展自由，回避广大普通劳动者面对的生存压力。
厘清现实迷思不难看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就业观，首要尊重劳动者真实的生存诉求与自主发展意愿。真正的就业自由，是建立在岗位供给充分、权益保障完备基础之上的选择权：劳动者既可以选择稳定规范的岗位，也可以主动选择灵活弹性的工作模式，无论做出何种选择，基本劳动权益都不能打折扣。我们不否定主动灵活就业的价值，鼓励多元就业方式拓展就业空间，但坚决反对把 “没得选” 的被动困境渲染成值得称颂的福利。评判一种就业形态好不好，不能只看工作形式是否 “灵活”，关键要看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是否合理、社会保障是否到位、人格尊严能否得到维护，这是衡量就业质量最朴素也最根本的标尺。
六、逻辑错位：照搬西方理论模型脱离我国劳动市场现实
进一步深挖，这套错误论调的产生，还有其理论根源。“灵活就业福利说” 的理论误区，根源在于简单移植西方劳动经济学补偿性工资差异理论，构建起 “稳定岗位牺牲自由换保障，灵活就业牺牲保障换自由”的二元叙事。这套理论预设劳动者完全自愿择业、市场充分竞争且岗位供给充足、市场信息完全对称、劳资双方权力对等，建立在这一系列理想化、抽象化假设之上，并不契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真实图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观察，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劳资双方完全平等的交易场域，资本与劳动者之间天然存在力量博弈的非对等关系。以外卖、快递等平台行业为例，算法机制形成新型劳动管控方式，劳动者表面拥有接单的选择权，实际上被派单调度、用户评分、时效考核牢牢约束，劳动时长、劳动强度被平台算法深度支配，所谓“时间自主”仅仅停留在表象层面。机械套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抽象理论，无视资本与劳动者力量失衡的客观现实，漠视广大新业态劳动者的切身感受，是这一论调的核心理论谬误。
立足中国劳动实践，我国就业理论建构必须扎根中国国情，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论，牢牢立足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中国式劳动就业理论，拒绝套用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不把“保障”和“灵活”人为对立起来。京东的成功实践恰恰证明灵活就业和劳动保障可以统一。中国就业制度设计，不能从抽象的理论假设出发，而要从我国劳动者真实的劳动处境出发，既要看到平台经济、灵活就业在吸纳就业上的积极效能，也要正视数字时代劳资关系出现的新变化。我们追求的，不是让劳动者在“自由”和“保障”之间二选一，而是力求实现就业模式多元性与劳动权益保障性的统一：就业形式可以灵活多样，但劳动者获得保障的法定权利不能因此被稀释，这是社会主义劳动制度区别于西方资本主导劳动模式的重要特征。
（作者：吴庆军；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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