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陆权置换——“中国式海权”的思考（一）
最近读书，对“中国式海权”作了深入思考，部分成果与同行陆续分享：
近代以来，西方地缘理论长期主导海权与陆权的研究范式。马汉海权论、麦金德陆心说、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构建了海陆二元对立的地缘认知体系，将地缘空间占据视为掌控世界格局的核心条件。但纵观世界地缘实践，纯空间视角的理论存在显著局限，皆因忽略了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制度的底层决定性作用，始终无法形成完整、可持续的地缘战略闭环。
区别于西方固化的海陆割裂思维，中国式海权的核心特质，在于实现了海权与陆权的双向置换、互补赋能，打破了西方非海即陆的单一地缘逻辑。所谓陆海置换，即国家可根据地缘安全态势，灵活切换战略依托：当海上通道存在地缘风险、海权控制力受限之时，可依托广袤大陆纵深，以陆权工程弥补海权短板；当内陆地缘格局存在桎梏时，亦可凭借海权优势疏通对外联通渠道，实现战略制衡。
马六甲海上能源通道长期存在外部干预风险，是我国海权防御的典型短板。对此，我国依托西部内陆纵深布局陆上能源管线，以稳固的陆权基建体系，对冲海上通道的不确定性，完成海陆战略置换。台海格局亦是同理，传统海上博弈变数颇多、成本高昂，而海峡隧道等陆海联通构想，本质是依托陆权整合能力，从根源上消解台海海权博弈难题，以陆地固化优势终结海上对峙隐患。
回望近代西方对华地缘布局，亦可印证陆海联动的战略价值。马汉曾直言掌控长江流域可撬动整个东亚格局，晚清时期列强纷纷在武汉设立领事馆，深耕长江内陆，核心目的便是依托海权渗透内陆腹地，试图以海上优势掌控中国陆权命脉。旧中国国力孱弱、缺乏统筹能力，丧失了陆海置换的战略主动权，这也是近代地缘被动的关键根源。
近代英国、美国、俄国都试图利用中国内乱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国长江南北两岸，马汉也曾看好中国长江并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把话说得很露骨：
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资交换使国家通过对外接触获得更新，从而保持、促进它们的勃勃生机。长江对于上述情形颇具意义，因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中国由于拥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国家能够由海洋抵达中国。[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页。]
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为此需要多强调几句。长江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很大的轮船从海上可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依靠长江与外界便捷地来往。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所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278页。]
由于将一个特定地区涵盖在自己影响之内的最好办法是首先找到一个中心而不是四面出击，我们在远东的注意力目前是集中在长江流域。[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
陆海战略置换的能力，从来不由地理条件决定，其核心依托是国家的行政统筹能力，最终根植于社会制度属性。西方私有制体系下，私人产权壁垒森严，“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 的产权原则，极大限制了国家大型战略工程落地。土地私有化导致跨区域基建、战略布局、国土统筹难以推进，海陆权的灵活置换无从实现，这也是西方地缘理论只能纸上推演、难以全面落地的根本原因。
反观我国，公有制体制赋予了独一无二的国土统筹与资源调配能力。无论是内陆战略工程、能源通道建设，还是跨境陆海联通规划，均可立足国家安全与长远发展全局统筹推进，不受碎片化私人产权桎梏。从边疆战略建设到重大国土工程落地，强大的制度执行力，让海陆权双向置换从理论变为现实。
麦金德、斯皮克曼的地缘理论之所以最终失效，本质是过度夸大地理空间作用，忽视主权国家与制度能力的刚性约束。而中国式海权跳出了西方地缘理论的固有陷阱，不再单纯追逐海上霸权或陆地垄断，以海陆互补、制度赋能、灵活置换为核心逻辑，依托广袤陆权支撑海权发展，凭借海权拓展陆权格局。
这种全新的地缘战略逻辑，跳出了近代西方霸权式海陆博弈的老路，依托中国特色制度优势，开辟了陆海统筹、长治久安的新型海权发展道路，也构成了区别于西方传统海权理论的中国式地缘核心智慧。
社会制度与海权——中国式海权思考（二）
陆海权战略置换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战略能力的核心标尺。陆权是海权的根本载体，二者并非平行对等的地缘战略维度。陆权的实质，是一国对于本土资源的调动与整合能力。本土大陆是国家生存的依托，而非海洋。倘若丧失本土资源的调动能力，陆权趋于瓦解，海权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世上不存在脱离本土而独立存续的海权。一国海权能够抵达的战略上限，始终根植于陆权的资源统筹、国土治理与战略动员能力，而陆地产权制度正是决定陆权效能的核心关键。
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以私有产权为核心，国土与核心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属性，使得国家开展大规模国土改造、战略通道建设、全域资源调配的成本较高，陆上战略统筹空间受到极大桎梏。在陆权动员能力受限的前提下，向外进行海上扩张、依托海洋获取外部资源，便成为其突破发展瓶颈的路径。
与之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优势，集中体现为较强的国土统筹与资源整合能力。公有制的产权基础，减少了私有产权带来的土地壁垒与制度阻力，让我国能够高效落地超级基建、贯通内陆战略通道、统筹全域国土资源，构建起稳固且强大的陆权体系。这套成熟高效的陆权运行体系，为中国式海权的稳步发展筑牢了底层根基，让中国具备了独特的陆海战略置换能力，可依托坚实陆权对冲海洋地缘风险、拓展和平性海洋发展空间，这也是区别于西方扩张型海权、塑造中国式现代化海权体系的根本制度根源。
【文/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昆仑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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